善缘文库>>出入于蒲津关的求道者——唐代河东僧人与长安佛教——冯国栋

出入于蒲津关的求道者——唐代河东僧人与长安佛教——冯国栋

2014-08-26 12:08 / 来源:善缘网 / 热度:810 / 阅读:810 / 推荐:0

陕西、山西一河相隔,地缘毗连,自古即为友好睦邻,文化交流素称频繁。降及有唐,长安既为国家首都、文化中心;而河东为唐王朝龙兴之地,太原号为北都。两地交通发达,文化交流日趋繁胜。河东僧人大量进入长安,或求学、或瞻礼、或王命助译、或敕令主持,促进了长安佛教的繁荣。



一、唐代河东与长安之交通



唐代仿效前代,于交通重镇、区域中心设立陪都。通过陪都的设立,形成以长安为中心的交通网,加强对各区域之控制。陪都为全国副中心,又为各区域之政治、文化、交通中心,地位仅次于京城,对该区域具有强大的辐射与控制能力。而唐王朝在河东一道曾设立两个陪都,即北都太原、中都蒲州,足见河东道在唐代举足轻重之地位。



并州太原既为李唐王朝龙兴肇基之地,亦为则天武后之桑梓故里,其北拒大漠,东接河北,军事地位殊为重要。故武后于天授元年(690)升太原为北都。[①]神龙元年(705)虽罢,然至玄宗开元十一年(723),“以王业所兴”,又升并州为太原府,复建北都,天宝元年,改称北京,肃宗元年,又称北都。北都之称名虽屡有迁变,然其作为陪都之地位却始终未变。李白《秋日于太原南栅饯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应举赴上都序》称:“天王三京,北都居一……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②]北都与京都长安、东都洛阳以河曲为中心,鼎足而三,拱立于关中、河南,形成初盛唐重要的城市三角区域,也为唐代最重要的文化发达区。



唐代河东的第二个陪都为中都河中府。河中本为隋之河东郡,唐代前期为蒲州。其地南临黄河,东接泽潞,北通幽并,位居京都长安、东都洛阳与北都太原之间,当三都交会联络之枢纽,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颜真卿《蒲州刺史谢上表》言:“此州之地,尧舜所都,表里山河,古称天险。……扼秦、晋之喉,抚幽、并之背。”[③]元载则称:河中“有羊肠、底柱之险,浊河、孟门之限,以轘辕为襟带,与关中为表里,刘敬所谓‘扼天下之吭而抚其背’,即此之谓。……河中之地,左右王都,黄河北来,太华南倚,总水陆之形胜,郁关河之气色。”[④]因地理位置之重要,故于开元九年、元和元年两次置为中都。[⑤]



河东与长安之交通,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长安太原驿道》、第五卷《晋绛与潞泽间之乌岭道》,王文楚《唐代太原至长安驿路考》、《唐代太原至长安驿路再考》已做详密之考证。长安至太原之驿路走向为:长安——同州——蒲津关——蒲州——绛州——晋州——太原府。长安至泽潞之驿道为:长安——同州——蒲津关——蒲州——绛州——晋州——落漠驿——铜鞮——潞州——泽州。长安至泽潞也可走乌岭道,即由绛州或晋州至乌岭,东行至长子——潞州——泽州。而此数条驿路皆须经过隶属于蒲州之蒲津关。蒲津关地当关内、河东、河南之交会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严耕望先生称之为“河东、河北陆道西入关中之第一锁钥”。[⑥]《唐六典·刑部司门郞中》载:唐代关津二十有六,其中京城四面关有驿道者为上关,上关六,蒲津居其一。[⑦]张说《蒲津桥赞》曰:“河上有三桥,蒲津是其一。隔秦称塞,临晋名关,关西之要冲,河东之辐凑,必由是也。”[⑧]都足见蒲津关地理之险要。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记其大和二年由五台入长安,“(八月)十三日……从北舜西门出,侧有蒲津关,到关得勘入,便渡黄河”。[⑨]可知当时僧人巡游,也须出入蒲津关。



唐代帝王多次巡幸太原。贞观二十年(646)太宗巡幸太原;显庆五年(660)、龙朔二年(662)、调露元年(679)高宗三次巡游太原。而唐玄宗亦分别于开元十一年(723)、开元二十年(732)年两次巡幸太原。帝王巡幸,地方政府多重制御路。由于帝王之多次巡幸,故知初盛唐,长安至河东之驿路当极畅通。而中唐以后,据严耕望先生言:“及安史之乱,吐蕃强盛,侵扰原州(今固原),屡扰盐、夏(横山山脉北麓),北侵西域,致西域、灵州南至长安之道不能畅通;故唐与回纥之主要通道,惟存太原一线。凡使节往还,商贸行旅,莫不由之……而国疆东北部之河北三镇叛服不常,太行东麓之南北驿道交通亦时见阻隔。故唐中叶之后,国都长安西北至回纥惟有太原一道,东北通幽州、妫州,亦往往取太原雁门道,是以太原府在北塞交通与军事支援方面之重要性更为增加。”[⑩]长安太原道既为帝王巡幸之驿路,又为军事交通之要津,可以想见,终唐一代,中央及地方政府对此驿路当极为重视,沿途之驿站设施当皆有良好之修筑与维护,此为河东僧人西游长安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二、僧传所载河东僧人入长安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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