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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统治者之尚巫及其对待道教、佛教之政策

2013-12-16 12:12 / 来源:善缘网 / 热度:744 / 阅读:744 / 推荐:0

  孙吴统治者之尚巫及其对待道教、佛教之政策



  王永平



  孙吴统治者出自吴郡富春,本为寒门,其立国后,不守儒家礼法制度,自始至终崇尚巫筮术数,对道教、佛教也予倡导。《宋书》卷一四《礼志一》载:“孙权始都武昌及建业,不立郊兆。至末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县南十余里郊中也。”同书卷一六《礼志三》也载孙权虽在武昌称王时“祭南郊告天”,但此后长期不行郊祭之礼,“权卒后,三嗣主终吴之世不郊祀,则权不享配帝之礼矣”。不仅如此,孙权称帝后“不立七庙”,以其父坚尝为长沙太守,于是在长沙临湘县“立坚庙而已”,孙权从未亲祠,这引起历代正统史家的严厉斥责。沈约在《宋书》卷三三《五行志四》根据相关史实有评论云:“案(孙)权称帝三十年,竟不于建业创七庙,但有父坚一庙,远在长沙,而郊里礼阙。嘉禾初,群臣奏宜郊祀,又弗许。末年虽一南郊,而北郊遂无闻焉。且三江、五湖、衡、霍、会稽,皆吴、楚之望,亦不见秩,反礼罗阳妖神,以求副助。天意若曰:权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示此罚,欲其感悟也。”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一《总叙门》“六朝郊社”说:“终吴之世,未暇礼文,宗庙社稷,不见于史。”清代学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八“《三国志·吴志·孙权传》”条有论云:“仲谋既自擅尊号,以天下临其臣民,不修郊祀,是子不事父,野哉!”孙吴一代,其统治者皆轻视儒家礼制,“子不事父”,与儒学世族明显不同。[1]



  与儒家礼乐文化的严重缺失相关,孙吴宫廷中巫筮风气则颇为流行。检索相关文献,可见孙吴统治者耽信巫筮方术,而传统的术数文化则往往与道教联系紧密,孙吴宫廷中道术之士颇众,形成浓郁的巫筮风气。同时,自汉代以来,佛教也作为道术的附庸而流传,孙吴统治者对佛教也采取包容的政策,促进了佛教在江南的迅速传播。这对此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潜在影响,值得给予一定的重视。鉴于此,本文专题考论孙吴统治者及其宫廷中的宗教信仰风尚,希望有补于以往研究的不足。



  一、孙吴统治者与方士之交往及其与道教之关系



  (一)与富春孙氏发迹的相关巫觋谶言



  孙吴自发迹至亡国,始终都伴随着各种神奇灵异的传说,这与当时的巫筮活动及其氛围不无关系。关于孙吴发迹之祥瑞灵异,《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坚传》注引《吴书》载:



  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刊、氏其兴矣!”及母怀妊坚,梦肠出绕吴昌门,寤而惧之,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征也。”



  《宋书》卷二七《符瑞志》载:



  孙坚之祖名钟,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忽有三少年诣钟乞瓜,钟厚待之。三人谓曰:“此山下善,可作冢,葬之,当出天子。君可下山百步许,顾见我去,即可葬也。”钟去三十步,便反顾,见三人并乘白鹤飞去。钟死,即葬其地。又,《三国志》卷五O《吴书·妃嫔·孙坚吴夫人传》注引《搜神记》载:



  初,夫人孕而梦月,既而生策。及权在孕,又梦日入其怀,以告坚曰:“昔妊策,梦月入我怀,今也又梦日入我怀,何也?”坚曰:“日月者阴阳之精,极贵之象,吾子孙其兴平?”



  以上这些灵异奇事显然是孙吴建立后,为神话其统治而制造出来的。[2]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当然在于孙氏出自寒门,缺乏门望,于是大肆编造灵异以自神,这是历代出自寒微的统治者的惯例,而制造这些神话者,则为统治者豢养的精于谶纬的巫筮之士。不过,孙吴统治者鼓励、默认这些言论,则表明其家族崇奉巫觋的文化传统。



  孙坚在军队中便利用巫筮。《三国志·吴书·孙坚传》注引《吴历》载孙坚在南阳,太守张咨“既不给军粮,又不肯见坚。坚欲进兵,恐有后患,乃诈得急疾,举军震惶,迎呼巫医,祷祀山川。遣所亲人说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于是设计杀张咨,夺取了地方军政权力。由孙坚“迎呼巫医,祷祀山川”的举措看,他是颇重巫筮之术的。



  (二)孙权之尊崇方士及其道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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