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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中国的戒律复兴 二、明末戒律的著作

2013-12-19 16:12 / 来源:善缘网 / 热度:186 / 阅读:186 / 推荐:0

二、明末戒律的著作



根据《卍续藏经》所收中国人的戒律著述,律释类除外,从六朝陈的慧思(公元五一五-五七七年)开始到明末为止,约一千年间,一共是二十九种,四十八卷,二十一位作者。可是在明末清初的一百五十年之间,竟然有十三位作者留下了二十六种,四十四卷,并且从《新续高僧传四集》(注一)等所见,尚有二十一种未被收入《卍续藏经》,不过从这些著作来看,多半是为了配合日常生活以及传戒的仪式而编成。他们之中,仅少数人能深入律藏而真正讨论戒律问题(注二)。也可以说,那是一个重视实用的时代,为了配合当时环境的需要,提倡戒律的重要性。



在明末的戒律学者,有二个值得重视的现象:一是对于《梵网菩萨戒经》(略称《梵网经》)的弘扬,二是对于沙弥戒或在家戒的重视。因为当时的佛教思想, 在修持上若不是重于净土,就是重于禅;在教义的研究上若不是学的华严,就是学的天台。而天台的智顗大师(公元五三八-五九七年)为《梵网经》写有《戒本疏》六卷。并且,《梵网经》的思想,属于华严部,因此不论是华严宗或天台宗的学者,都喜欢弘扬《梵网经》。事实上,在汉文的菩萨戒本,除了《梵网经》之外,尚有出于《瑜伽师地论》及《优婆塞戒经》的戒本。
又由于传自印度的比丘、比丘尼律,在中国的文化背景及社会环境中,很难照着实行,因此而使中国的佛教徒对于戒律观念,形成二种状态︰一类是仅仅从资料或学问的研究而介绍戒律,这类人都希望能够继承由印度传来的戒律生活,那就是历代诸大律师的态度。另一类只求不违背佛教的基本精神,也不拘泥于戒律所规定的细则,例如禅宗的「百丈清规」就是因此而形成。由于唐末之后禅宗渐渐的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结果「贬学律为小乘,勿持戒为执相」的风气也极普遍。到了明末时代,佛教的诸大师们不得不呼吁僧众,严持净戒,重视身仪,所以实用性的戒律著作就陆续的出现,那是重视于沙弥十戒的实践。既然无法如律遵行比丘的二百五十戒、比丘尼的三百四十八戒(注三),能够把十戒守住,就能算是清净的出家人了。其实纵然是十戒也无法持得完整,例如云栖袾宏在他《沙弥律仪要略》中解释沙弥戒的第十条「不捉持生像金银宝物」时,要说「今人不能俱行乞食,或入丛林、或住庵院、或出远方,亦未免有金银之费,必也知违佛制,生大惭愧。」(注四)

正因为中国的环境,无法比照佛陀时代的印度比丘来遵行戒律,所以明末的诸师,在思想上接受了天台、华严以及禅的观念;在持戒行仪上模仿成儒家的礼仪(注五)。从明末的戒律著作中,可以发现到《华严经》、《涅盘经》、《楞严经》的经文,和许多真言密咒,如《毘尼日用录》和《沙门日用》等,就是如此混合而成的著作。而且像见月读体(公元一六○一-一六七九年)就用华严宗的教判写《毘尼止持会集》,澫益智旭(公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凡有批注,都用天台家的模式。于是一方面把理念升高,将现实的运作看作无上的法门;另一方面由于现实环境的所限和所需,也不得不舍弃大部分印度传来的繁复戒律,而采用了禅、密、天台、华严及净土等的修行法门及观念,以弥补戒律生活之不足。无怪乎当时即有永觉元贤(公元一五七八-一六五七年)对某一种律学著作做了如此的批评︰「大都目不见律,而袭取他书。」(注六)



批注



《新续高僧传四集》共五十六卷,喻昧庵编成于民国癸亥年(公元一九二三年),时寓于北京法源寺。真正对于律藏做过深入研究的明末清初学者,仅是智旭、读体、弘赞三人。其余诸人,是有心于戒律,然不专精。比丘戒及比丘尼戒,通常都说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五百戒。但在各部律中,略有出入,请参考拙著《戒律学纲要》第六篇第二章第二节。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卍续藏》一○六.二九七页下。以下凡引《卍续藏》,均据此同一版本。书玉的《沙弥律仪要略述义》称叹云栖祩宏有云︰「大师以《春秋》之才而解戒相,用《礼记》之法而辑威仪。若非穷究经律,博通传史者,则不能识其源委也。」(《卍续藏》一○六.三五三页上)元贤的《律学发轫.自序》,《卍续藏》一○六.九二二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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