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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推动音韵学与律体诗的发展

2013-11-28 10:11 / 来源:善缘网 / 热度:244 / 阅读:244 / 推荐:0

佛教推动音韵学与律体诗的发展

<<方融>>

伴随佛教传入中国的印度声明,导致了南朝四声的发明和诗歌格律上八病的制定,从而推动了唐以后格律诗新体裁的开创。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东坡等大文学家的诗歌创作。中国禅宗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常常表现为印度佛教繁琐经学的反面。它不拘守以承受苦行、禁戒来谋求解脱方式,而较多地提倡身入世俗,从生活中体证禅悟。这种体悟往往是一个审美的过程,即对某一事物的审美体验与领略美的享受,还其真面目。中国禅宗强调内心体验获得道的悟性,影响诗歌创作的崇尚直觉观照和沉思冥想。唐诗对早期禅宗偈颂的反馈作用而导致诗偈的产生就是例证。另一方面,般若思想给诗人以启示,丰富了他们创作的源泉。“以禅喻诗”与“以禅入诗”并非单向,而是双向渗透。禅的通向参悟中有诗的灵性,而诗的神思里有禅的冥想和参悟,禅宗文化和诗歌传统有其共通性,这是双向渗透的基础。首先表现在思想方式上。禅宗以“悟”为它的特有思维方式,而顿悟包含了直觉、体验、灵感等想像和创造的思维过程。诗的艺术思维同样表现这一思维特征和方式。其次是体现在审美意境的追求。禅宗继承了佛教“以证悟到寂静”的基本宗旨,日本禅师青原椎信说:“未参禅时,见山是山;既参禅后,见山不是山,可是禅悟以后得个休息处,见山又是山,禅就在其中。”诗歌传统恰恰在一文化精神与禅宗意识有共性。传统的诗歌重动静相形、情景互融的审美特点,从中自然可以找禅意的空灵和物我同一意境的美感。再从文化精神的本质来说,随着禅宗的历史演变,它由禁欲苦行转向任运自然,禅宗文化精神已不再投注于终极哲理,而,采取韵散结合,有说有唱的方式引人入胜。音栾与故事性都很强,以后又逐步演变为宝卷、弹词和鼓词等。这是评话、戏曲等产生的根源。“变文”是佛教对俗文字发生影响关键的一环。起初将佛本生故事绘成彩画,称为“变现”,以后又将佛经绘画,名为“经变”,再发展为唱佛经故事,所唱之文,谓之“变文”。唐时流行一种“转变”的说唱艺术。“转”是说唱,“变”是变易文体。表演时,一边展示图像,一边说唱故事。这图像名为“变相”,说唱故事的底本称作“变文”。它的起源与佛经文体有关。大致可分三类:一、长行(契经),即直说义理的散文;二、直颂(应颂)是重述长行所述的诗歌;三、伽陀(偈颂),不依长行而独起直叙的诗歌。为了反复阐述佛理,佛经大都是长行与重颂、偈颂兼用的。重颂与偈颂是能用梵呗演唱的,但译成汉文后,因限于字义,不能唱了,于是有人制作“梵呗”。(《高僧传》卷十三“经师篇”载称:“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由于我国原有的文学体裁是单纯的,骈文是骈文,散文是散文,不能混同。而变文吸取印度散韵重叠的表现形式,又渗入中国民族形式的诗文载体,唱白并用,唱多讲少,受到听众的欢迎。这一新形式,开我国说唱文学的先河。但由于通俗,不登大雅之堂,曾被宋真宗下旨禁止。佛教寺院内讲唱变文虽被查禁,但却在民间以其他方式复苏。直接继承变文的就是后来演变为以唱为主的宝卷、弹词、鼓词等,和以讲为主的平话、讲史、小说和话本等。宝卷始于宋代,盛行于明清,题材以佛教故事居多。现存的《香山宝卷》为北宋普明禅师所作。甬剧就是从“四明宣卷”演变的。弹词形成于元代,盛行于明清,如苏州弹词,表演者为一至三人。鼓词流行于北方。唱的部份音调比较复杂,不再以梵音为主。评话即说大书,由一人主演,内容大都以民间故事为主,与佛教脱节了。

唐代僧人创造的“变文”,是用俗讲方式来说唱佛经的。唐时还流行一种“说话”的“说唱”艺术,演讲故事都有底本,就是“话本”。“话本”分为“讲史”和“小说”两类。讲史多用浅近文言,以说为主。小说多是语体短篇。宋时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后来经明吴承恩的艺术加工成为着名神话小说《西游记》。由话本小说发展到章回小说,分四标目,故事连接,同时又用“词曰”,或“有诗为证”。明清章回小说的代表作《西游记》、《封神演义》等都受佛教影响,而剧目“目莲救母”、“十八罗汉收大鹏”等则都源自佛经。南北朝时,佛、道两教盛行,形成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古典的志怪小说如《搜神记》、《冤魂志》、《冥祥记》、《幽明录》等大都是佛教作家所撰,集中地宣扬因果轮回、善恶报应等理论和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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