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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影响的佛教造像艺术“北齐样式”

2013-11-28 11:11 / 来源:善缘网 / 热度:67 / 阅读:67 / 推荐:0

最具影响的佛教造像艺术“北齐样式”

李彦灵

(邯郸市博物馆,河北 邯郸 056002)

中国古代石窟造像艺术是我国灿烂的文化艺术遗产,在富有民族传统的雕塑艺术成就中占有很高的地位。散聚在祖国大地上的古代雕塑艺术,是现在仍能见到的我国数千年来民族文化艺术遗产的至宝。邯郸的石刻艺术起源较早,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磁山的先民们便开始凿石为器,创造出了石磨盘、石磨棒等原始石刻艺术形态,从而为邯郸的石刻艺术发展拉开了帷幕。东魏北齐时期邺城(临漳)一度成为中国北方佛教中心,除留下了南北响堂石窟的雕刻之外,还出土了许多北朝单体石造像,邺城的佛教造像艺术不仅奠定了“北齐样式”,而且,对隋唐等后世的石窟造像艺术具有深远的影响。

邺城佛教的发展最早始于十六国时期,后赵高僧佛图澄(公元231—348年)自洛阳来到邺城住在邺城内中寺弘法,深得石勒、石虎崇拜,被封为大和尚。石勒死后,石虎对佛图澄的敬重甚于石勒,称佛图澄为“国之大宝”。在佛图澄的影响下,石虎颁发了中国佛教史上正式允许汉人出家的第一个官方许可令,由于佛图澄的杰出传教活动和二石的支持,佛教在后赵尤其邺城地区得以广泛流行。其后,另一个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很大的高僧释道安也来到了邺城,邺城佛教的发展更加壮大。至东魏北齐时,邺城的佛教达到了鼎盛。北齐文宣帝高洋把国家财产分成三份,供养僧尼就占三分之一。并“大起佛寺,僧尼溢满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绝”。此时仅邺城城内就有大寺院4000余所,僧尼近8万余人,足以可见邺城在北方佛教中的地位。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邺城所属地区为东魏,并继而成为东魏的次政治中心。受云冈石窟的影响,这一时期造像的主流风格为“面为恨刻,削为容仪”的瘦骨清像,但在以邺城为中心的范围内,已经开始彰显出一种新的风格,为“北齐样式”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公元550年(东魏武定八年),高洋取魏代之于北齐,并定都于邺(临漳)。佛教及其佛教艺术也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而转移到了邺城。佛教造像艺术在经过了东魏的短暂过渡后,一改前期清瘦作风,造像整体变得疏洁涥润,面相丰颐而富有神韵,尤其在衣纹表现上,受当时画家曹仲达“曹衣出水”画风的影响,衣纹疏简贴体,使人物形象在疏简平淡中流露出内在的活力,从而开创了佛教造像艺术史上的“北齐样式”。

北齐于邺城(临漳)为上都,山西晋阳(太原)为下都。高氏皇室频繁往来于二都之间,并在沿途开窟造像,修建避暑离宫。《武安县志》记载:北响堂常乐寺金正隆四年(1159)重修三世佛殿之记:文宣帝自邺至晋阳,往来山下(鼓山),故起离宫,以备巡幸,于此山腹见数百圣僧行道,遂开三石室,刻诸尊像。《太原志·太原府·宫室条》记载:避暑宫,在县(太原县)西南三十里天龙寺东北,有重冈数亩,昔北齐高帝及东魏文宣帝避暑离宫。《辽州志·卷四·古迹》:高欢云洞,相传高欢曾避暑于此。《涉县志》载:“北齐文宣皇帝高洋自邺返太原,尝道经山下,起离宫以备巡幸。”又载:“北齐离宫在唐王山麓,文宣帝高洋性侈,好土木,往来晋阳所过多起离宫,又信释氏,喜刻经像,山上遗迹尤存。”

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境内鼓山之上的响堂山石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分为南响堂、北响堂、小响堂(俗称水浴寺)三处,现存大小石窟30 余座,佛造像近5000余尊。响堂山石窟始凿于东魏晚期,主体工程完成于北齐时代,其后,隋、唐、宋、明、清乃至民国均有补修和续凿,形成现在的规模,响堂山石窟主要代表了北朝晚期北齐时代的佛教造像艺术。这一时期,佛教造像艺术一方面承继着前期造像的风格,一方面大胆开创着自己的法则,逐步形成更赋有汉民族审美特色的汉式佛像造像模式,被学术界誉为“北齐样式”。这种样式的确立不仅影响到当时北齐一代的造像艺术,而且对我国隋唐以后的雕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响堂石窟原名鼓山石窟,又名大石窟寺。现存大小洞窟23座,其中东魏北齐洞窟三座。北响堂大佛洞开凿于东魏晚期至北齐初年,是响堂山石窟开凿最早雕刻最为精美的一个洞窟,属中心方柱式塔庙窟,其外形为覆钵塔式。中心方柱高12.5米,洞窟进深面阔约13米。大佛洞方柱三面各开凿一大龛,正面龛内一佛两菩萨,正尊坐佛通高5米,佛背光复雕火焰及忍冬纹,七条火龙穿插其间,生动活泼。塔柱上部与窟壁共凿26个列龛,龛由弓形楣梁、垂幔、龛柱、覆钵等组成,钵顶雕大型火焰宝珠,窟壁刻有大量经文。整个造像质感强烈,体态富有动感,表现力丰富,被学术界誉为北齐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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