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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时期佛寺兴衰的经济史考察

2013-11-28 11:11 / 来源:善缘网 / 热度:130 / 阅读:130 / 推荐:0

宋明时期佛寺兴衰的经济史考察

包国滔

[摘 要]佛教寺庙既是宗教范畴,更是社会经济领域的重要话题,据此可管窥地方社会发展的某些脉络。本文选取经济史的角度,以广东东莞为例,考察了宋明时期东莞佛教寺庙在海洋经济变迁影响下的兴衰隆替,呈现了当地佛寺修建与经济发展西盛东衰的总体格局。据此说明,从一定意义上说,某地佛教寺庙的修建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例关系;沿海地区佛寺的建立、分布和建筑规模,则与海洋经济的发展相彰显。

[关键词]宋明时期;东莞;佛教寺庙;海洋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18-0138-04

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寺庙是学术界关注区域社会经济的窗口之一。对佛寺的建立、分布、建筑规模等内容进行考察,或可彰显地方社会发展的某些脉络。目前,学术界对宋明佛教的研究已取得诸多成果,但大多集中于佛教传播、宗教思想和宗派流变等方面,对寺庙与地方经济尤其是海洋经济的关联论述较少。为此,本文拟以广东东莞县为例,探讨宋明时期佛寺兴衰与海洋经济变迁的关系,并对今日宗教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某些历史借鉴和现代启示。

1 早期东莞佛教寺庙与地方开发

东莞,位于广东珠江三角洲东岸,东晋咸和六年(331)立县,初名宝安,唐至德二年(757)更今名。这一地区“要据惠潮,以接漳闽”,扼珠江出海口之咽喉。此地理形势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佛教传入东莞的海洋路径。明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1《山川上》云:“杯渡山,一名屯门山,在县城南一百九十里,相传昔有禅师渡海居此,故名。”嘉靖《广东通志》卷13《舆地志一?山川上》补充说:“宋元嘉中,杯渡禅师来居屯门山,因易今名”。杯渡禅师渡海至东莞的传说,是在南朝梁慧皎《高僧传》卷10《神异下?宋京师杯度》基础上提出的。据载,杯渡禅师乃南朝宋僧人,初在冀州,后至建康,元嘉五年(428)“浮木杯于水,凭之渡”,“向交广之间”。直至民国,邑人陈伯陶在其所编《东莞县志》卷74《人物略二十一?仙释》中,仍将这一传说作为“杯渡禅师”的注脚:“以杯渡海,憩邑屯门山,后人因名杯渡山。复驻锡灵渡山,山有寺,亦名灵渡。”杯渡、灵渡二山均为县南近海岛屿,两山东西对峙。以上反映南北朝时北方人口南下,其中不少佛教人士由海路抵达东莞,引起“海滨鄙陋之气一大变焉”的历史。

唐代,东莞佛教的传播和寺庙的建立,仍与海洋存在密切关联。据崇祯《东莞县志》卷8《外志?释传》记载,延和元年(712),广东新兴人休咎禅师在东莞西北一带的海滨活动,并于南海神庙和南海王有过一段对话:“师曰:‘拟欲王舍此庙为伽蓝。’王曰:‘天遣镇此,岁多烹宰无时,非驻锡地,当为别择。’言竟辞去,五更还,谓师曰:‘此去五里,以楮钱镇四隅者是。’已比明,师至其地,遂建庵以居。”休咎庵位于东莞西北隅,与位于番禺东南隅的南海神庙隔东江出海口相望。如果说杯渡禅师尚属于中原人士,那么休咎禅师则属于地道本地人,而且与慧能大师同籍,显示唐代佛教在岭南已较为普及。

佛教传入东莞及其传播均离不开海洋,在一定意义上说明早期东莞的地方开发与海洋的关系。考古显示,南越国时东莞西南海滨的芜城已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居民聚居地,西汉中期此设盐官,东吴时设司盐都尉,东晋初年又设东官郡治。唐代,芜城东南的屯门开始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一航站。唐至德二年前,芜城一直是东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而早期的东莞佛教寺庙均修建于芜城周围的海岛上。此后,县治迁往东江出海口狮子洋东岸的到涌,新的佛寺兴建场所又在此产生。南汉时期,位于县治东郭作为慧云寺前身的修慧院和位于县治中的资福寺先后建于此,其规制已远超灵渡寺和休咎庵,以致后人谈及东莞佛寺时,形成“前有慧云,后有资福”的谚语。值得指出的是,与资福创寺同时,“因每秋有群象踏食田禾”,创建者邑人邵廷琄奉命采捕,“虑遗骸滞魄,难超舍去之魂”,故建佛塔以镇之,名曰镇象塔。这说明,宋代以前到涌一带仍处于亟待开发的发展阶段。

2 宋代东莞海洋经济的发展与佛寺兴建

宋代,随着以到涌为中心的东江三角洲地区的迅速开发,以及东莞西南沿海地区的持续发展,南汉时期初现端倪的东莞佛寺分布“西盛东衰”的局面最终形成。

东江三角洲的迅速开发,始于北宋元佑年间(1086—1094)由知县李岩主持的“障东江之冲突”的东江堤、“护咸潮之泛浸”的咸潮堤等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堤防修筑不仅防潮护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河流摆幅,有利于河口边滩形成发育。宋以前,东江三角洲成陆面积小,可耕地不多;宋以后,东江滨海线的推进速度显着加快,达19.6米/年,意味着新的可耕地面积与日俱增。此外,随着两宋之际珠玑巷移民大量南迁,东莞历史上出现规模空前的移民浪潮,今石龙镇以下的三角洲地区成为移民的主要聚居地。曾昭璇先生曾对两宋广州主客户人口比例进行研究,并在《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一书中指出“石龙以下,东江支流放射分流,以狮子洋为总汇,和对岸西北三角洲相对,故为珠玑巷迁民顺流入迁地点”,从而使这一带“宋村即大量集中,建村年代多在南宋”。中国古代以农立国,人口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生产因素。此时大批人口迁入,为东江三角洲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诚如曾昭璇所言:东江三角洲“因人工建堤保田,使‘潮田无恶岁’,即为高产稳产田地,故经济发展加速。这就是珠玑巷移民南下,不断开发三角洲沙洲河滩地的结果”。

在东莞西南沿海地区,依托海洋的工商业则持续取得较大发展,其中以海盐业最为突出。据王存《元丰九域志》卷9《广南路?东路》记载,宋代东莞境内已有靖康、大宁、东莞三盐场及海南、黄田、归德三盐栅,占广东十七盐场(栅)的35.3%。这些盐产地由西往东斜贯东莞西南海岸,远超芜城一隅,其生产规模已非前代可比。我们虽然还不能确知宋代东莞食盐产量的确切数字,但可肯定的是,在广盐24000余石的年产量中,莞盐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可观的。据东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所编的《东莞市志》考证,宋代莞盐已销往省外,“远达广西北境及江西南境”。如此规模的盐业生产与人口迁入关系极大,并对附近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拉动作用,如:屯门的海外贸易地位便进一步提升,成为广州外贸通道上的重要中转站。从广州出发,东南海路四百里至屯门,经由屯门,可达大食、佛、师子、天竺诸国。元代,东莞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成为重要的货物加工与集散地。在外贸的刺激和辐射下,东莞东部丘陵地区的某些农业生产,已呈现商业化的发展趋势,以茶园的莞香种植业最为突出。根据元大德《南海志》卷7《物产》记载,莞香“其价旧与银等,今东莞县地名茶园人盛种之,客旅多贩焉”。茶园,一名茶山,以上史料说明东莞种植与贸易,至迟在元代已经兴起。

综观宋代东莞县,地处西北而迅速开发的东江三角洲,与持续发展的西南沿海地区成为全县的经济重心,社会经济发展呈西盛东衰的局面。与此相适应,东莞历史上出现首个佛教寺庙修建的高峰期,一批新的佛寺拔地而起,且大多集中于西部河口沿海地区。据崇祯《东莞县志》卷8《外志?寺观文》记载,南宋绍兴(1131—1162)初年,觉华寺建于县治西北狮子洋一岛上;绍熙年间(1190—1194),白马庵建于县治西二十里的沿海地方;淳佑年间(1241—1252),圆明寺建于县治西门内的登瀛坊;南宋后期,庆林寺建于县西南沿海的靖康盐场以北、卧象山以南。此外,位于县治东郭上土岗的真乘寺、东北数里张村的圆应堂、东六十里福隆村的法华寺、西三十里亭头村的法性寺以及西南沿海大宁盐场边大宁村的普通寺也分布在该区域,共9座。与此同时,此地原有旧寺庙也得到一定规模的修缮。据载,北宋元符三年(1100),资福寺住持祖堂在寺的正殿后增建罗汉阁,使其达到“涌地千柱,浮空三成,壮丽之极,实冠南越”的宏伟程度。嘉熙三年(1239),知县许巨川又“以阁损漏,重加修理”,重修后,“栋宇增壮,丹雘毕备,可以为民人植福无穷之地”。绍兴后期,修慧院虽一度塌废,但淳佑三年(1243)即被重建,改名慧云寺。在此过程中,永俊、云应二僧积极化缘募建,很快使之由重建初“仅创佛殿,余皆绵蕞”,达到“佛殿、观音阁、门庑毕备”的规制,所谓“不数年间,气象改观”。在东部丘陵地区,此时也有佛寺修建,但其数量和规模远逊于西部。见于文献记载者,有如下3座:云溪寺,天圣四年(1026)建于县治东南一百里的参里山,至景佑四年(1037),迁往西南沿海的归德盐场边;雁塔寺,坐落于县治东二十里的茶山;然公庵,宋末建,位于县治东南四十里的深溪山龙潭上。

由此可知,两宋时期经济兴盛地区往往就是佛寺集中区,东莞佛教的传播、寺庙的兴建与海洋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这一点,在分别坐落于靖康、大宁、归德盐场边的庆林、普通、云溪三寺,体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云溪寺,其始建时位于经济较为落后的东部参里山中,但仅仅十年后,即迁至海盐业蓬勃发展的归德盐场一带。此时东部规模最大的雁塔寺,位于香市所在地茶山,与东部的经济格局也十分吻合。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佛寺的数量和规模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例关系。之所以出现以上现象,主要因为寺庙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世俗的物质供养,其兴建和维护所需的经费很大一部分来自当地各阶层的捐助和布施。考察崇祯《东莞县志》卷8《外志?寺观文》所呈现的佛寺捐建者籍贯,宋以前邑人捐建佛寺尚属个别现象,及至宋代,此现象已相当普遍。如觉华寺之建,始于邑人徐邦彦“得观音像于江流,堂以奉之”;绍兴十三年(1143),“蒋八姑始舍田数顷”于云溪寺;宋末,靖康盐场的李公元亨,也“发大悲心,捐己田百余亩”于庆林寺。对于规模不大、寺产不多、名气不显的中小寺庙而言,当地的世俗供养显得更为重要,因而它们与地方经济间的关联更为密切。在海上经济文化交流相当兴盛的东莞,这种关联甚至还来自海外。如元代至正六年(1346),资福寺铸造一口通高2.1米、口径1.2米、重2.5吨的佛钟,当时就“有古波斯人捐鍮石投铸”。总之,经济发展对佛教寺庙的修建起决定性作用,诚如游彪先生所言:“通常情况下,社会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寺庙就越多、越大,反之,一些经济欠发达或落后的地区佛教寺院则相对稀少些。”

3 明代海禁政策下东莞海洋经济与佛寺兴衰

如果说宋代东莞海洋经济与佛教寺庙的发展均呈稳步增长趋势的话,及至明代,这种发展则在明廷以海禁为主的海洋政策制约下,呈现出曲线起伏的态势。

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实行所谓“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严禁私人海外贸易,只许由政府包办的以广州、泉州和宁波为港口的贡舶贸易存在,但终因受限甚多,规模很小,很快便衰落下去。晁中辰先生在《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一书中指出:明初海禁政策下,私人海外贸易尽管仍在暗中进行,却由于“海禁的措施全面而有效”,因而“大体被禁绝”。东莞作为沿海县域,其社会发展以海洋经济为主导,渔业、盐业和海外贸易是为经济支柱。然而在“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下,渔民、灶丁和商人的活动空间受到极大限制,从而使这些行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海洋经济发展受限,佛寺在东莞所获得的物质支持随之减少,造成洪武年间佛寺的衰败局面。据崇祯《东莞县志》卷8《外志?寺观文》记载,除洪武十三年(1380)资福寺罗汉阁因“飓风倒塌,佛脑亦为人窃去”,因而“故址创为法堂”外,此时再无其他寺庙修建,与宋代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现象,固然与明初佛教“被正式安置在了明太祖一手调试的政权机器上”的政策相关,但与海禁政策也存在密切关联。

永乐年间(1403—1424),明成祖朱棣实行积极的海洋政策,逐渐放宽海禁,并推动了郑和下西洋这一规模空前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壮举。在此情势下,东莞海洋经济呈现一定的复苏势头。这一点,从东莞西部海滨虎头门港的诞生可得到证明。虎头门即今虎门,永乐年间已“招墟立市”,逐渐发展成为珠江口的重要水埠。正德年间(1506—1521),随着葡萄牙人来到屯门,东莞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晁中辰在《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中指出“葡人以屯门为据点,与中国海商展开频繁的贸易”,东莞商人“趁海禁松弛之机,私与屯门的葡人交易,更是繁忙异常”。海洋经济的复苏,促使当地社会给予佛教寺庙的世俗支持得以逐渐恢复,资福、觉华二寺先后被重修,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洪武年间东莞佛寺衰颓的局面。尤其是重修于正统十年(1445)的资福寺,皆缙绅义士合力为之,“香花、幡盖、钟磬、梵呗,与寺之所宜有者,灿然毕具,视昔有加”。

嘉靖(1522—1566)初年,明朝政府出于防倭的考虑再度申严海禁,较洪武时有过之而无不及,进而使东莞海洋经济由发展转向萧条。诚如晁中辰所言,随着盘踞屯门的葡人被驱逐和中葡贸易中止,广东海外贸易无论官私都一度被禁,使包括东莞在内的广州附近地区的海洋经济陷于“市井萧然”的困境,“顿时变成一潭死水”。与此同时,永乐以来佛寺修建所呈现的复苏势头,则遭到空前的挫败。按崇祯《东莞县志》卷8《外志?寺》所列,当时属于“昔寺今废者”有觉华寺、圆明寺、雁塔寺、真乘寺、慧云寺、庆林寺、法华寺、法性寺、普通寺以及白马庵、然公庵和圆应堂,共9寺、2庵、1堂。这些寺庙皆为前代所建,而且几乎都废弃于嘉靖年间。如据民国《东莞县志》卷40《古迹略?寺观》所载,觉华寺“嘉靖初,寺遂废”;圆明、雁塔二寺于“嘉靖元年改为社学”。笔者认为,此时东莞佛寺大量废弃,固然与嘉靖元年(1522)广东提学副使魏校“大毁寺观淫祠”的行动,以及随后明廷下达的“各处寺院年久,宫殿任其颓坏,不许修葺”的旨令有关,但与嘉靖帝申严海禁下,东莞海洋经济再度陷于困境也密不可分。

嘉靖八年(1529),广东海禁逐步放松;隆庆元年(1567),明廷进一步放宽海洋政策,使私人海外贸易开始取得合法的地位。在此情势下,东莞海洋经济一扫衰败之气,呈现迅猛发展之势。首先,石龙等商业圩镇涌现。据东莞石龙镇人民政府所编《东莞市石龙镇志》记载,位于东江三角洲东北端的石龙,南宋始有人居住和耕种。明嘉靖年间,石龙发展为墟,此后,“大批人陆续来石龙定居”,并经营棉纺织等工商业与交通运输业,促进了此地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使之“由圩市进而为城镇”。此外,虎头门的海外贸易和茶山香市亦渐趋繁荣。据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记载,明末,虎头门已成为“东西二洋之所往来,以此为咽喉”的贸易大港;茶山香市亦名闻全国,明末如皋人冒辟疆竟不远千里,专门托人至此买香给其爱妾董小宛,即为实证。其次,人口急剧增长。据康熙《新修广州府志》卷16《赋役志?户口》所载,大德八年东莞户数为24598,洪武二十四年(1391)为24968,年均增4.25户;嘉靖元年(1522)户数为25099,较洪武时年均只增1户;隆庆六年(1572),户数增至26153,较嘉靖时年均增21.08户。万历元年(1573),县南析置新安,户数减7752,存19068。若二县合计,户数共26820,较隆庆时年增667户之多。虽然因洪武以后黄册年久失修,以上户数统计有失实之嫌,但考虑到石龙等商业圩镇的强势崛起,此间东莞人口增长明显加快应当属实。

在此基础上,东莞历史上迎来第二个佛教寺庙修建的高峰期,庵堂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见于崇祯《东莞县志》卷8《外志?寺》者有:嘉靖年间,建于茶山的万寿庵;万历年间(1573—1620),建于县治东一里的圆通庵,县治东北榴花村的弘化寺;天启年间(1621—1627),建于县治东郭的正觉庵,北郭的慈渡庵、湛持阁、依慈院,县治西五里大蓢巷的楞伽庵;崇祯年间(1628—1644),建于县治西郭的狮子院,东四十里石岗村的广惠庵。此外,县治东南四十里琥珀坑的瑞石庵,虽无注明所创朝代,应当也在此间所建。从分布上看,新寺庙主要集中在县西北的三角洲,尤其是作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县治,坐拥正觉庵、慈渡庵、湛持阁、依慈院、狮子院5座寺庙,成为新建佛寺最密集的地方。东部丘陵地区,则延续宋代佛寺发展相对缓慢的势头,仅有万寿庵、广惠庵、瑞石庵3座寺庙新建于此。可见,宋以来东莞佛寺修建西盛东衰的局面,非但没有因万历元年新安县的析置而有所改变,反而有所加强。这一点,是与东西部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据崇祯《东莞县志》卷1《地舆志?墟市》所列,明末东莞共有市桥、北门、东门、江东、大桥头、三角、虹桥、后街、万家租、茶园等10市,其中茶园市位于东部丘陵地区,其余9市均在西部河口地带;在北门、教场、宝潭等29墟中,西部占16墟,东部占13墟。从墟的数量来看,东西部间的差距并不大;但考虑到李龙潜先生所说的墟系“没有固定字号商店的定期市场”,市则系“设有固定字号商店的‘常日为市’的常开市场”的区别,市应当比墟更能反映某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就此而言,东西部间的差距就非常悬殊。尽管在茶山香市的带动下,东部的经济水平有所提升,但总体上仍落后于西部。

4 结 语

综上所述,佛教寺庙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变迁密不可分,宋明时期东莞佛寺的建立、分布和建筑规模,与当地海洋经济的发展相互彰显。由宋迄明,东莞佛寺修建与经济发展总体所呈现的西盛东衰局面,是由海洋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格局决定的。即使在晚明新安县析置后,东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仍充分体现这一点:首先,三角洲的农业耕作用地,主要是潮汐作用下形成的土质肥沃的沙田;其次,三角洲东北、西南两端的石龙和虎头门,其经济发展也主要依托海洋。从一定意义上说,海洋经济的繁荣萧条决定着沿海地区佛寺的兴衰隆替。进而论之,发展地方经济与维持宗教健康发展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坚持宗教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道路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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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包国滔(1980—),男,广东惠东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社会经济史。

出自: 《中国市场 》 2010年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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