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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学术界在新加坡儒家文化研究中的失误

2013-11-22 10:11 / 来源:善缘网 / 热度:1082 / 阅读:1082 / 推荐:0

1]而基于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因而,多数研究成果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新加坡的儒家文化。笔者检视最近几年学术界对新加坡儒家文化的研究结果,发现其中不乏错误存在。为免以讹传讹,笔者将就自己所掌握的有关资料予以梳理、辨析,以期为研究者提供参考。

研究新加坡儒家文化的成果中,以单篇论文居多,专着十分稀少,有影响的大作更是凤毛麟角。王文钦着的《新加坡与儒家文化》[2]一书堪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然而该书中却有许多知识性的错误,如书中第100页提到清朝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关心海峡侨生,特为他们组织“天理协会”,为说明这一活动的成效,特别指出“后来领导尊孔运动的正是‘海外侨生’”。此说与事实之间存有很大差距,实际上,新马著名华人史学家颜清湟博士对此早有定论,即“海峡侨生的领袖在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重要的”,由于作为海峡侨生之一员的“林文庆医生起了重要的作用,以致一些学者错误地认为海峡侨生的领袖与孔教有密切的关系。”[3]而且,作为孔教复兴运动主要领导人的海峡侨生林文庆,其文化转向及 “寻根之旅”是在留学英伦时开始的,[4]显然并非受了“天理协会”的影响才去搞尊孔运动的。

107页,作者说林文庆、邱菽园“见到孙中山以后,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转变了立场,成了支持辛亥革命的先进分子”,更进一步说邱“因从事各种进步活动而家财耗尽的情况”,而这也与史实明显不符。且不说痴迷于改良运动的邱菽园从来就不是一个革命者,就连与孙中山过从甚密,曾受委担任孙机要秘书甚至一度出任卫生部长的林文庆,[5]虽不至于说“是个反革命者”,但迄今却始终“没有强有力的资料证明他积极支持革命派”,因为,对于一直“醉心于改良主义思想”的林文庆而言,他“始终认为革命不是善策”,而“认定温和渐进的改良方式是最佳途径,不得已时才用革命”。[6]因而,说他是个改良主义者似乎更加符合事实。至于说邱菽园是革命者,那就有些滑稽了,因为邱“始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为了使国家不必走向革命道路,……他始终不认同孙中山,二十多年来都是恶言相向”。即使“孙中山多次……有意拉拢他,他也不为所动”,不仅如此,邱菽园还屡屡将孙中山描绘得一无是处,批评“孙文所敛之侨资,半吞半用”,甚至公开说“孙文逆迹昭彰”,不惜称孙是卖国贼:“孙文本是旦家之魔,招召一伙逋犯流氓,存心害群,搅浑桶水。侵入吾侪南洋侨界,挑拨侨情,翼人眩于名实。厚私党而薄公家,交相待以成彼利。积年以来,喧宾夺主,因疏间亲……盖孙党者,卖国者也。”邱菽园在对孙中山极尽嘲弄嬉骂之余,甚至将孙与窃国大盗袁世凯“相提并论,(其)憎袁恶孙之心可想而知。”更重要的一点,“邱菽园反对孙中山,立场一贯。他可以跟康有为断交十年又复合,但对孙中山却始终抗拒。他在维新派的喉舌《天南新报》批评过孙中山,二十年后还在进步党的党报《振南报》唾骂孙中山。”[7]由此可见,将邱说成是支持革命的进步分子实在是有些荒唐离谱。至于说邱“因从事各种进步活动而家财耗尽的情况”,也与事实多有出入。邱家财耗尽的确是事实,他自1897年继承父亲近百万产业,但十年之后(1907年)即因投资失败而告破产。邱为支持康有为的维新活动确曾捐助巨款,但却不能因此说他是为各种进步活动而家财耗尽的。事实上,邱家财耗尽的主因在于他一介儒生不懂得经营,却又为人豪爽,为解朋友之难常一掷千金,甚至于寄情声色、挥霍放纵。故此康有为说他是“不为殖产之商,而为误身之儒”。[8]在此仅举一例以印证之,邱二十五岁生日时,曾大摆宴席,更包下新加坡所有妓院以招待宾客,凡妓女前来拜寿者皆赏银十元,一时之间,“粤妓……闽妓、星妓、日妓,云集荟萃,都向他‘叩首道贺’,以致‘群诧艳福’;仅仅受此一拜的赏金,一日之间,超过万元。”[9]由此可以窥见邱菽园生活糜烂之一斑。

10]这样的话显然只能用来说明殖民地政府时期,尤其是战前的旧式私塾学堂。且不说新式的学校教育已不可能再度使用旧式课本,即便是在双语教育制度下,就连海外唯一以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南洋大学都无法生存下去(其实后期的南大已然变成一所英语大学了),又如何能保证华文水平日益低落的学生看得懂艰深的《四书》、《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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