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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藏传佛教对17世纪蒙古编年史的影响

2013-11-28 11:11 / 来源:善缘网 / 热度:62 / 阅读:62 / 推荐:0

在元代,藏传佛教宗派萨迦派虽很盛行,但主要在宫廷中活动,至于在社会下层人民中没有什么影响。自16世纪30年代开始右翼阿儿秃厮部首领衮·必里克·麦力艮吉囊和其弟土蛮(土默特)部的俺答,以出兵攻打亦不剌等为契机,开始经略青海湖地区。衮·必里克吉囊死后,俺答的势力进一步渗透到这一地区。特别是俺答之子丙兔和侄孙宾兔,分别占据了青海湖一带和今属甘肃的松山一带后,几乎控制了蒙古通往西藏的咽喉,为今后右翼接触西藏和藏传佛教入蒙古地区创造了条件。

从当时蒙、藏双方僧俗封建主的利益来看,他们之间是既相互需要,又相互利用的关系。对于当时继承父兄事业,称霸蒙古的野心日益膨胀的俺答汗来说,最需要的是“靠神权来扩大自己的势力”。[1]俺答汗要实现其政治野心,必须取得舆论支持,而此时古老的蒙古宗教——萨满教已不能满足他这一需要,同时中原逃入所信奉的白莲教的教义,又难以打动俺答之心。这样,俺答只好从历史上寻找祖宗成功的先例,回顾忽必烈与八思巴喇嘛建立法王与教主特殊关系的故事,把注意力转向西藏,选择了新兴的格鲁派即黄教。

此时黄教在西藏也正处于极端困境之中,迫切需要外部强大力量的支持和保护,以求生存与发展。随着对格鲁派持宽容和支持态度的帕竹地方政权的衰落,敌视黄教的邻蚌(仁蚌巴)家族兴起。他们与噶玛噶举派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格鲁派。1481年该家族军队控制了拉萨地区,禁止拉萨三大寺的黄教僧人参加宗喀巴始创的新年祈愿大会。必力工瓦武力夺取了格鲁派在必力工地区(止贡地区)的寺产。哈力麻传承和后藏贵族时刻威胁着黄教。在这种局面下,黄教需要走一条借蒙古贵族的武力建立自己神权统治的道路。双方的相互需要和共同利益,使他们终于走到一起。

右翼蒙古首领俺答等开始接触藏区喇嘛僧侣时,采取礼遇、优待的策略,这在藏区喇嘛僧侣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558年,俺答率军西征,路遇西藏商队,将他们打败之后,以慈悲为怀释放了千名喇嘛。[2](56)据《蒙古源流》记载,16世纪60年代中期,衮·必里克·麦力艮吉囊之孙忽图黑台·切尽黄台吉率军攻入青海藏区的三河汇合处失里木只(Silim Ji,清译本作塞勒木济或锡里木济)之地,[3](402)并派代表与当地藏族佛教领袖进行谈判。结果藏族喇嘛投降,切尽黄台吉将其中三名喇嘛带回右翼阿儿秃厮部。[3](402-406)这些无疑对藏区佛教僧侣产生很大的影响,使他们认识到蒙古强大的武力可资利用。这样双方一拍即合,相互利用。美国学者札奇斯钦曾指出,蒙古接受和信奉藏传佛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蒙、藏两族同属于游牧民族同一文化类型的范畴,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相互接近。[4]在忽图黑台·切尽黄台吉的积极倡导下,俺答接触黄教着名的阿升喇嘛,[2](79-85)开始信奉佛教。

1576年忽图黑台·切尽黄台吉劝说俺答信奉佛教,并建议俺答邀请黄教教主琐南坚措到青海来相见。据《明神宗实录》记载,留驻青海湖地区的俺答之子丙兔向明廷请求在青海湖西北修建佛寺,得到允许,该寺于1577年建成,明万历皇帝赐名“仰华寺”。[5](万历五年四月癸亥)1578年俺答汗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琐南坚措在仰华寺会见,标志着黄教正式传入蒙古地区。黄教的传播与发展,在蒙古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次着名的仰华寺大会上,俺答汗与这位格鲁派高僧互赠尊号,琐南坚措封俺答汗为“转千金轮察克喇瓦儿迪·薛禅合罕”,而俺答汗则尊封琐南坚措为“斡赤儿·答喇·达赖喇嘛”。[3](448)琐南坚措为了提高俺答汗的地位,把他说成是忽必烈(元世祖)再生,而俺答汗说琐南坚措是八思巴的转世。

黄教传入蒙古以后,在统治阶级的极力推崇和倡导下,其宗教神权思想很快成为蒙古社会的统治思想,使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宗教化。蒙古世俗统治者们大力倡导和发展佛教事业。在短短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黄教寺院由右翼扩展到左翼,进而遍布蒙古各地,而且寺院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和扩大,喇嘛人数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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