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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佛教简史——佛教日本化与发展

2013-11-28 11:11 / 来源:善缘网 / 热度:29 / 阅读:29 / 推荐:0

一、鎌仓佛教

源赖朝统一了平安时代末期的混乱,于后鸟羽天皇建久三年(一一九二),在鎌仓设置将军幕府,拉开武家政治的端绪。直到后醍醐天皇元弘三年(一三三三),北条高时灭亡为止,这段以鎌仓为政治中心的时代,称为鎌仓时代。

鎌仓时代约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日本佛教经过飞鸟时代的定位、奈良时代的兼修、平安时代的融和,到了这一个时代,形成了一个转变的时期。原先贵族的跋扈、教界的衰微,此时开始了反省、革新,于是产生旧有宗派的复兴与新兴宗派的兴起。

新宗派的祖师们都是出身比叡山天台宗,他们的新主张被视为异端,旧佛教自认为南都诸宗真言与天台才是佛教的正统派。由于时代的动荡,新旧佛教相互之间产生了多元化的影响。今依时间先后次序,分三期介绍。

第一期:代表人物是法然与荣西

法然与净土宗

法然(一一三三至一二一二)是净土宗的开祖,以平安的东山吉水为据点,弘布念佛法门。他主张在末法时代,世人应放下深奥难懂的圣道门,转信简易的净土门。他反复强调“往生之道,念佛为先”,大力提倡口称念佛。由于战乱频仍,人心动摇,法然提倡的称名念佛,简单易行,于是迅速扩展普及。法然圆寂之后,净土教团的弟子们各执法然其中一部分的教说为正统,另立流派,宣扬念佛法门。

荣西与临济禅

荣西(一一四一至一二一五)被尊为日本禅的开祖。仁安三年(一一六八)入宋,至天台山求法,得天台章疏三十余部;归国后,呈天台座主明云。文治三年(一一八七),再次来华,登天台山,师事临济宗黄龙派虚庵怀敞禅师。建久二年(一一九一)返日,始行禅规,道俗满堂,遂于筑前博多建立圣福寺,这是日本禅寺的创始。他主张坐禅是万人之道,虽大钝少智之类,若能专心坐禅,必能得道;同时他也告诫弟子们,禅与天台、真言都是禅者应学之教。

荣西认为佛法与王法不可分离,兴禅可以护国,因而受到鎌仓幕府的信任,建立寿福寺,亦于京都开创建仁寺,作为台、密、禅三宗兼学的道场,并融和三宗而形成日本的临济宗。

荣西之后,临济禅师辈出,加上宋朝诸位禅师的热心传布,形成一股蓬勃的禅风,得到幕府及武家的信奉与护持。

慈圆与贞庆

鎌仓初期,旧佛教改革派对法然教团的责难最多,其中,出身摄关之家,四度登天台座主的慈圆,大力批评法然一派。又有兴福寺的贞庆,对于专修念佛的法然采取对峙态度,一心致力法相宗的复兴,持戒坚固,是弥勒净土的信奉者。

第二期:代表人物是明惠、亲鸾与道元

明惠与信满成就

南都华严宗僧明惠(一一七三至一二三二),最初仰慕法然,法然圆寂后,《选择本愿念佛集》公开于世,明惠读了此书,惊讶他背离佛道,因此撰着《摧邪轮》严加批驳。

代表明惠圆熟思想的是《华严修禅观照入解脱门义》一书,主张“信满成就”,就是在信心圆满成就后,即与佛齐等。书中并详述其修行次第。

亲鸾与净土真宗

亲鸾(一一七三至一二六二),又叫绰空,法然的弟子,是净土真宗的开祖。九岁时登比叡山,居比叡山二十年,在烦恼中度日,离开比叡山后,皈依法然,主张绝对的他力信仰。法然在世曾遭天皇迫害,亲鸾等七人也遭连坐之累,被流配边地,这就是日本净土史上的“建永法难”。

亲鸾被流放五年后,获得赦免,便转往东国各地布教。东国地处偏远,既穷且无文化,如何让东国民众们体认弥陀的慈悲与大愿,是亲鸾净土思想的主要动力。他着有《教行信证》,阐述净土真宗的教义,强调以信心为本。他认为一念决定往生,这一念信得自弥陀的功德回向,因此,念佛是报弥陀恩的行为。晚年,他更主张具有真实信心的人,必住于正定聚,与佛等同无异。比起法然的口称念佛,亲鸾的信心为本更简化了修行的方法。

净土真宗强调对阿弥陀佛的绝对信仰,主张他力往生。亲鸾更自谓食肉带妻的在俗生活并不妨碍念佛修行,此种生活态度迥异于净土宗其他支派。

道元与曹洞宗

道元(一二○○至一二五三),号希玄,二十三岁入宋求法。在大宋遍访禅宗诸家,于天童山如净禅师处证悟。归国后,在越前的山奥创建永平寺,成为曹洞宗的中心道场。如净是洞山良价的法系,绍承曹洞宗“默照禅”的禅风;然而道元的禅风并非只是承袭宋代禅风,他的本证妙修是本觉思想的开展。主张修证一如,也就是打坐的同 时即是证悟;“只管打坐”是他揭示实践法门的一句名言。

道元终生不喜接近权贵,虽有后嵯峨天皇御赐紫方袍,但终生不曾披搭,他认为禅者应在山林僻静处一心坐禅。遗有《正法眼藏》等诸多着作。示寂以后,弟子怀奘以永平寺为中心,初步奠定日本曹洞宗的基础。

第三期:代表人物是日莲与一遍

鎌仓末期,到处天灾地变,饥馑瘟疫,社会动荡不安。这一时代的新佛教代表人物是日莲与一遍。

日莲与日莲宗

日莲(一二二二至一二八二)出身渔民之家,一生惨遭法难的影响,却在一次次的流配当中,逐渐开展出他独特的思想。

一般天台家将《法华经》大分为前半的迹门与后半的本门二部。中国天台及日本的最澄均以迹门为重,日莲却以本门为终极。在他所着的《观心本尊钞》中说,观心是“观我己心,见十法界”,本尊则指久远成佛的释迦,就是法身佛。他主张,观心(众生)与本尊(佛)本是一体;《法华经》是一切经的眼目,是诸宗的核心,因此末法众生唯有藉着称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经题,才能证悟。日莲提倡口唱经题,并主张积极面对现实社会的奋斗精神,是日莲宗的一大特色。

一遍与时宗

一遍(一二三九至一二八九)所创净土宗的派别,称为时宗。宗名取自《阿弥陀经》“临命终时”之文。一遍礼净土宗西山派的圣达为师,致力称名念佛的修行。主张“佛法除当体一念无余谈”,否定要通过身语意的一切修行,只承认称名念佛,认为佛号本身具有不可 思议的力量,只要一心不乱的念佛,死后就可往生。

一遍采取舞蹈念佛游行的方式传教,称为“踊跃念佛”。他带着写上“南无阿弥六十万人陀佛”的小纸牌,分送给他劝化的人,又主张修行人应舍弃一切世俗愿望,决定往生甚至经典,只要一心念佛。因此,日人尊称他为“舍圣”、“游行上人”。开始之时,他并没有固定的传教场所,至其弟子他阿时,建立了百余所道场,但仍强调“身虽在此,心在游行”。

鎌仓后期南都诸宗中,立志八宗兼弘的凝然等的学问佛教,也备受瞩目;弘扬戒律的俊,以泉涌寺为中心,提倡北京律,颇受上下尊信。此外,叡尊与弟子忍性等在东大寺自誓受戒,并以西大寺为据点,兼倡戒律与密教,且积极发展慈善事业。

二、室町佛教

后醍醐天皇在元弘三年(一三三三)消灭执权的北条高时,结束了鎌仓幕府。后来足利尊氏又背叛天皇,占领鎌仓,后醍醐天皇于是往南迁徙,在吉野定都,北朝的幕府将军则定都室町,这便是日本史上战争频仍的南北朝时代,称为室町时代。

社会政治状况

吉野室町时代的两百多年里,将军独裁,武士专横,全国人民痛苦不堪,尤其农民因税务负担繁重,生活困苦,纷纷起来反抗,导致大规模的社会抗暴;领导参加抗暴的,有许多是净土宗和真宗的信徒,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莲如。

在佛教方面,各宗各派延续鎌仓以来的教势,继续发展。由于战乱,佛教遂成为无所依恃的民心的唯一支柱。

禅宗教系的发展

受到政局动乱的牵连,佛教也由鼎盛走向衰微,唯一不受影响的便是禅宗。禅宗明心见性的宗旨,很适合战乱中希求淡泊明志的人心。所以在各宗衰退之时,只有禅宗一枝独秀地活耀在社会各个阶层,也因此产生混合禅味的日本茶道、花道、书道和剑道。禅宗初传入日本时,就与当时的武士阶级结合,武士们以禅宗的修行实践,作为完成武士人格的培养方法;禅宗的高僧也受到将军与武士的尊敬和拥护,自然助长了禅宗信仰的盛行。这时期最被推崇的,有临济宗的梦窗国师与大灯国师。

五山文学

延续着奈良、鎌仓时代的形式,寺院常常成为学问的中心,僧侣也负起教育民众的责任。他们藉着汉文典籍作知识的传授,也重视精神生活的薰陶。

日本正安元年(一二九九),宋僧一山一宁赴日,他的门下有虎关师炼、雪村友梅、中严圆月、梦窗疏石,梦窗门下则有春屋妙葩、龙湫周泽、义堂周信、绝海中津、古剑妙快等,活跃于南北朝时代,开创了五山文学的黄金时代。

有七朝帝师之称的梦窗疏石(一二七五至一三五一)确立了五山文学的地位。所谓“五山文学”,是指由当时五山十刹的禅僧开展出来的文学风格。五山十刹的僧侣,一方面与幕府关系密切而备受保护,另一方面又大量引进宋明的新文化,成为当代文化的代表。在汉诗方面,由推崇白乐天而改崇苏东坡与黄山谷,文体也由骈丽而转尊韩愈、柳宗元的古体。同时,还输入宋学与宋代的水墨画等。这些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创造了“五山文学”汉诗文、新儒学的研究及水墨画、书道等等高度的文化,这是日本汉文学中表现相当优秀的部分。

后来,藉着日本商船与元朝的贸易往来,中日两国的僧侣更进一步展开佛教及文化的交流,对日本文学、书法、绘画等,都有很大的影响。

净土系诸宗的发展

净土宗在法然圆寂之后,分为多派,其中,镇西、西山二派的势力最强。镇西派受到江户幕府的支持,成为净土宗的正传。

净土真宗也是在亲鸾殁后分裂为多派,直到第八代主莲如(一四一五至一四九九)中兴,以巧妙的说法,结合了已经分裂的诸派,甚至不少时宗的信徒也改宗信仰。本宗拥有许多农民信徒,并有强大的僧兵集团,在江户时代之后分为十派,而以东、西本愿寺势力最强。

时宗依然保持其独特的游行习惯,或在战场上与武士同行,称为阵军(或称从军僧),他们在江户时代被视为危险份子而饱受弹压。

日莲宗系的发展

日莲殁后,弟子间为了正统之争而相互对抗,日莲宗因此分为多派。其中,日像(一二六九至一三四二)以京都为中心,热心布教,深受京都町众(工商业者)信奉、支持,形成了所谓“町众文化”的基盘。此外,由于现世利益追求的倾向越来越强,遂逐渐引入诸神信仰、咒术等。本宗也拥有强大的僧兵集团。

三、江户佛教

战国时代的动乱,经由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的平定,完成统一的局面。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又将秀吉的儿子秀赖杀灭,并于后阳成天皇庆长五年(一六○○)在江户(今东京)设置幕府,直到明治维新(一八六八),共二百六十多年,称为江户时代。

社会政治状况

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对佛教采取压抑和控制的政策,如焚毁寺院、没收寺产、掌握寺院经济等。到了德川家康,时局已渐趋稳定,他颁行的锁国政策,使日本减少外来的压力和内部的纷争,而维持了二百多年的江户时代。在这时期,佛学和其他文化也在稳定的政局中安然的持续、进展。

德川家康是净土教的信徒,因此在德川幕府期间,他一直站在保护佛教的立场,但又因惟恐佛教的力量影响政治,因此将佛教纳入封建政权的体系中,让宗派、寺院与僧侣都隶属于幕府的管辖。例如颁发所谓“寺院法度”的佛教制度,用来制定各宗派寺院的本末关系、寺院与信徒的依从关系、僧侣职位等级、财务的募化、新寺的建立等等对寺院的各种规定。此外,也实施“寺檀制度”,使全国每一个国民都归属于佛教的寺院。法度的限制和寺檀制度的建立,导致佛教的停滞与世俗化。到了江户末期,在儒学与国学的积极推展之下,“废佛毁释”的呼声高涨,佛教又进入黑暗期。

黄檗宗的开创

江户时代对外采取锁国政策,不过对中国商船却有适度的开放,于是留居日本的中国人渐渐增多,这些华人为了精神需要,在当地建立属于中国人的寺院。长崎有名的有大唐寺、兴福寺、崇福寺、福济寺,就是在此时建立的。

这时期由中国应邀前往日本的禅师中,最受瞩目的就是隐元隆琦(一五九二至一六七三)。隐元本属于中国临济宗,但因受到莲池大师“禅净合一”思想的影响,宗风已不同于临济宗。他到日本之后,受到日本禅僧们的欢迎与幕府的重视,家纲将军并赐地为他建寺,隐元以他在中国住的黄檗山万福寺作为寺号,开创了黄檗宗。黄檗宗和临济宗、曹洞宗并称,成为日本禅宗的第三大派。

为了奖励佛学研究,各宗纷纷举办所谓的学林、檀林等教育机构来研究佛学,只是因为江户幕府时代的佛教被列入封建制度的体系里,在一定的法规之下,佛学的研究、宗派的发展,大多延续上一个时代,而无特出的新表现。另一方面,因为社会稳定,学术研究风气兴盛,儒学、国学、文学、史学,乃至日本的神道,也在这时大放异彩,可说是日本文化史上最发达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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