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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2013-11-28 12:11 / 来源:善缘网 / 热度:66 / 阅读:66 / 推荐:0

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中国佛教协会国际部 李贺敏

日本佛教于公元538年(一说552)自中国经朝鲜半岛公传以来,虽然经历了日本侵略我国的抗日战争等不幸历史,若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可以说两国一直是友好的,而且这种友好从未中断过。由于日本天台宗的传教大师最澄(767-822)、真言宗的弘法大师空海(774-835)、临济宗的荣西禅师(1141-1215)、曹洞宗的道元禅师(1200-53)等人唐、人宋求法僧以及我国鉴真和尚(688-763)、隐元禅师(1592-1673)等的东渡弘法,对今日的日本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佛教不仅东传,实际上还受到日本佛教的许多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佛教有四大名山。其中,被誉为观音菩萨道场的浙江普陀山是由日本僧人惠萼开创的,他成为普陀山的开山祖师。

惠萼曾前后三次人唐求法。唐大中十二年即858年,惠萼第二次人唐求法,参拜五台山并准备将一尊观音佛像请回日本。谁知在回国的海陆途中经过普陀山时,船受阻,难以前行。当时惠萼心想,这恐十白有违观音菩萨不肯东去之意,于是下船将观音像安奉于当地张氏私宅,后来在此建一小庵,初称“不肯去观音院”,也就是现今普济寺之肇始。现在,普陀山吸引着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佛教徒前来参拜。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06年4月16日,来自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佛教界的高僧大德,云集普陀山,共同举行祈祷世界和平法会,通过了面向全世界、致力于和平的“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普陀山宣言》,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

由一介日本人唐求法僧创建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的确不可思议。这是因为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期,高僧和博学之士辈出,却没有一人成为普陀山的开山祖师,而竟由一位日本人唐求法僧人开创观音菩萨道场,改变了普陀山的历史,充分说明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佛教界的交流的确非常重要。引用佛教的一句话来说,此乃因缘使然。

到了近世,中国佛教日渐衰微。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并出版、普及佛经而被誉为中国近代佛教“中兴之祖”的杨文会(1837-1911),于一八八O年四月廿六日在欧洲担任外交官期间,在异国他乡的英国伦敦,与正在牛津大学师从着名的马克斯·缪勒(F.MaxMuller,1823-1900)教授学习并研究梵文、留学期间出版震惊欧洲的《大明三藏圣教目录》(俗称《南条目录》,1883)、被誉为“日本近代佛教学鼻祖”的南条文雄博士(1849-1927)相识。自此,二人三十年内互相通信达七十七封。糊U是杨文会在南条先生的协助下,从日本引进并出版已在中国佚失多年的近三百种佛经,带来了复兴和发展近代中国佛教的契机。

可以说这一交流本身,是自隐元禅师东渡日本以来,实际上已经中断了近三百年之久的中日佛教交流得到延续,意义深远,无疑将永载中日两国佛教友好交流史册,应予以高度评价。这再次以历史事实说明了与国外佛教界交流的重要性。

时至近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两国的佛教交流虽因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而陷入困境,但日本佛教界通过先后发起收集并送还中国战争殉难劳工遗骨活动、“日中不战之誓”签名运动、纪念鉴真和尚圆寂一千二百年纪念活动等,有力地开展了双方的佛教交流,同时先后成立了“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1967)、“日中佛教友好协会’’(1974)以及“日中韩国际佛教交流协议会”(1994)等对我友好的佛教团体与窗口。特别是后者为拥护中国佛教协会已故前任会长赵朴初居士(1907-2000)根据东亚佛教友好交流的历史、创造性性地提出了中国、日本、韩国三国佛教“黄金纽带”关系的伟大构想后成立的。十余年来,三国佛教界已经轮流举行了十三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大会”,积极进行了形式多样的佛教交流。

2006年4月,中国佛教协会更在多年来成功主办“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大会’’的基础上,与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一道共同主办了“首届世界佛教论坛”,迎来了中国佛教的最好时期。然而,回顾历史,中国佛教界得以战后第一次出席世界性宗教会议,还应感谢日本立正佼成会前任会长——庭野日敬先生(1906-1999)的大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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