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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佛教研究(1)

2013-11-28 13:11 / 来源:善缘网 / 热度:641 / 阅读:641 / 推荐:0

西夏佛教研究

第一章西夏佛教的传播背景

西夏的建立者党项族早期居“东接临洮(今甘肃省临潭县)、西平(今青海省西宁),西拒叶护(指西突厥领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1),其宗教信仰处于原始自然崇拜阶段,“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2)。至唐代,居住在四川西部、青海东部地区的一部分党项人,逐渐迁徙到广州(今甘肃省庆阳)、银州(今属陕西省米脂县),夏州(今属陕西省米脂县)一带,党项族进入阶级社会,其宗教生活也由原始自然崇拜发展到鬼神崇拜,“盖西戎(即党项族)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3)。在党项族崇拜鬼神的同时,还伴有咒语的巫术,”‘不耻奔遁,败三日,辄复至其处,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招魂’。或缚草人埋于其地,众射而还,以为庆胜(4)。“笃信机鬼,尚诅祝每出兵则先卜”(5)。“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西夏语以巫为‘厮’也,‘或迁他室,’谓之‘闪病’”。(1)

(1)《北史》卷九十六<党项传>,第三一九二页,中华书局点校本一九七四年十月版。《隋书》卷八十三<党项传>,第一八四五页,中华书局点校本一九七三年八月版。

(2)《北史》卷九十六<党项传>,第三一九二页,中化书局点校本一九七四年十月版。《隋书》卷八十三<党项传>,第一八四五页,中华书局点校本一九七三年八月版。

(3),(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胡道静校注本,第六一三页。

(4),(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二十七,第九页,一九三五年影印清道光乙年酉刻本。

(5),《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第一四0二九页,中华书局点校本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版。

唐末五代,党项族形成了以拓跋氏为核心,以夏州为中心的割据政权。宋初,党项首领李继迁将其统治中心由夏州迁至灵州(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其子李德明继位后,被辽封为大夏国王,他发展了党项势力,夺取河西之甘(今甘肃省张掖市)、凉(今甘肃省武威市)、瓜(今甘肃省安西县)、沙(今甘肃省敦煌市),诸州,并把统治中心迁到兴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此时夏政权趋于稳固,势力不断扩大,加之与宋修好,不仅解决了佛经的来源问题,而且能修建比较安全的贮经场所,使佛教具备了在西夏流传的初步基础。西夏正式立国后,由于元吴等历代统治者大力提倡和推崇,佛教在西夏立国的近二百年里得到迅速发,几乎成了西夏境内各族人民的共同信仰,并以国教的地位影响着西夏社会的各个方面。那么,佛教为什么会在西夏传播起来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原有的佛教基础

西夏立国于祖国西北,它所辖的陇右、陕北等地区。是西域连接中原的通道。这里居住着汉、回鹘、吐番等民族。这些民族自魏晋以来,历隋唐等代,一直信仰佛教。至党项人迁到这些地区时,这些地区已是佛刹寺庙星罗棋布,佛教活动十分兴盛了。西夏立国前的唐末,五代时期,这些地区的西部先后被土蕃和归义军等政权控制。这些政权多护持和信仰佛教,使得佛教势力进一步强大,为其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所有这些对迁到这些地区的党项族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众所周知,伴随着唐帝国政治,经济的上升,佛教在中国已经非常盛行了。陇右、陕北一带自然深受影响,尤其是河西的敦煌一带,佛教盛极一时,现存于世的众多唐代洞窟和敦煌遗书就是明证。吐蕃占邻河西期间(七八一~八四八年),当时的吐蕃赞普墀松德赞笃信佛教,佛教在吐蕃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以河西佛教的发展极为有利。在敦遗书中有大量的施舍文书,记载了许多当时敦煌地区的吐蕃官员给寺院施舍的情况。据统计,当时仅三万人的沙州(敦煌)便有上千僧尼(2)寺院经济南市也在吐蕃统治者扶植之下空前繁荣。

在吐蕃统治下,敦煌躲过了“会昌法难”(八八四——八八五年)对佛教的冲击。莫高窟书塑中,吐蕃时期的遗存就达八十八窟(3)。可见,吐蕃时期,河西有着良好的佛教基础。归义军统治时期(八四八~一0三六年),统治者也积极保护佛教,全盘接受了吐蕃统治时遗留的教团体系,佛教得到大力护持和崇信,这对归义军政权的延续也起了巨大的作用。张淮深在咸通十年(八六九年)上表唐廷说:“窃以河西风俗,人皆臻敬空王,僧徒累阡(千),大行经教(4)。”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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