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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之范型转移过程中佛教思想的角色

2013-11-28 13:11 / 来源:善缘网 / 热度:38 / 阅读:38 / 推荐:0

环境保护之范型转移过程中佛教思想的角色 -- 以台湾地区的佛教实践模式为例

王俊秀

(国立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暨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江灿腾

(台湾大学历史所博士班)

佛教与社会关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p4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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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页

壹、前言



1989 年起,全球性环境污染取代核武竞赛而成为世界本

日钟的“末日指标”, 从此环境污染不再只是“脏”的问题

,更是“生与死”的问题。 治本之道在于改变世人的生活方

式,即让环境主义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王俊秀,1994 )或

生活环境主义(鸟越,1989 )。而生活方式的改变首先要排

除人们心中的“环境侵略思维”,因此“范型转移”(paradigm

Shift) 乃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必要过程。



但在另一方面, 要运用“范型转移”以解决环境问题,

也必须考虑到如何运用原社会中的深层文化结构, 促使其中

的提升因子 ( promoting factor) 产生有效的作用。例如尽

管台湾地区的大型公众活动, 经常出现极为脏乱的狼藉场景

,但若主事者能控制得宜,也可能出现干净无比的状况。 特

别是在一些大型的宗教活动中尤其如此。 因此使得曾长期担

任内政部长职务的吴伯雄先生, 不禁感叹说︰有时宗教信仰

所发挥的环保效力, 可能是内政部下令几千名警察在现场站

岗,都难以达成的效果。

可是, 在台湾地区,并非所有的大型宗教活动的环保效

果,都一样佳。 大拜拜后的脏乱,更是常被诟病。因此,在

本文的讨论中, 主要将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针对“范

型转移”的定义和各种思考模式作扼要地分析, 并藉此厘清

可能发展的方向; 在第二个部分,则选择台湾地区的佛教思

想和实践模式, 作为区域性个案的探讨,以探明台湾地区近

几年相当流行的佛教思想及其实践模式, 到底属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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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还是属于负面的限制因子 ( limiting factor)。

贰、 环境的范型转移

就社会学的观念而言, 范型 (paradigm) 是一组具有逻

辑且相关的观念及假设, 可用来提供一种世界观或宏观视野

来检验人类的社会现象。 换言之,人们可藉着主要的社会动

力 ( 例如价值观、阶级、权力等)来建构分析的因素。因此

, 范型有时也被称作是社会学视野、 观点或世界观

(Masterman,1970; Mibrath,1989 ), 它虽不是理论的同

义语, 但却是找出问题及研究解惑的基础 (Masterman,

1970)。 Kuhn( 1970 ) 更认为范型是一种求知的规范以用来

主导科学及研究的本质及内涵。 综合而言,范型转移可说是

人类文明社会化程度的指标, 由此可观察及检验一个社会中

的成员是否改变了原有的思考模式及生活方式。

依据 Alford(1978 ),古典社会学理论有三种探讨有关

环境与社会间辩证的范型, 这些范型所各自强调的观点启发

了后来的成长范型及环境范型。 这三种古典社会范型是︰马

克思的激进范型, 韦伯的自由范型以及涂尔干的保守范型。

? K. Marx 之论点

在环境与社会之辩证关系有关论点中, Marx(1818-1883)

为激进范型 (Radical Paradigm )之代表者,他认为阶级为

主要的社会动力, 其和生产工具、剥削及疏离等有很密切的

关系。 由阶级来控制生产乃为社会结构中最重要之因素,在

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政府和法律是站在优势阶级的一边,而

国家乃藉着剥削无产及劳工阶级来强化资本家阶级的利益。

因此, 其认为环境问题正是资本主义式的生产方式所形成的

非理性结果, 换句话说,环境破坏乃是维持资本主义所必须

的罪恶。 由整体的经济系统来看,资本主义被 Marx 及其拥

护者视为一种扩张系统, 当资本主义系统不成长时,往往被

视为不安定或衰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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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另一方面,经济扩张或成长就是浪费自然资源的同义语

。 一言以蔽之,本论点认为经济发展(特别是以阶级剥削为

主的资本主义)是把快乐建筑在环境破坏的痛苦上。

? M. Weber 之论点

Weber (1864-1920 )在环境与社会之辩证关系中,属于

自由范型 (Liberal Paradigm ) 的代表者。 他认为权力为

主要的社会动力, 权力握在那些控制社会的精英分子,这些

份子又能善加利用所谓权力的工具(大规模正式组织、 科层

体制及大公司等)来进一步强化其权力。 因此在权力的获得

及分配的过程中乃导致环境问题, 这又有二种论点︰其一认

为政府和法律系统被反对环境改革的团体所左右。 更具体的

说, 这些既得利益的团体(包括大公司)甚至在影响政府的

环保决策, 因为大公司们视环境保护挡了他们的财路,无怪

乎以推拖之方式来抗拒环境改革以至于环境污染日积月累愈

形严重。 第二种论点认为大公司使用大量的稀有资源并引起

环境污染, 可是他们却常使用大众传播媒体来告诉消费者︰

不但要多加消费, 而且膨胀的经济最能提升生活品质,以此

来操纵来合法化其经济利益其实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机制

。 一方面,大公司使用经济强势来累积其社会及政治性权力

。 另一方面, 又操纵消费者的价值取向而产生生物性权力

(bio-power )使消费者不知不觉也变成了环境污染的共犯。

( 3 ) E. Durkheim 之论点

Durkheim(1858-1917 )为环境与社会辩证关系中,属于

保守范型 (Conservative Paradigm )的代表者。 他认为文

化为主要社会动力及凝聚力之来源, 而文化被定义为一个社

会中成员所共同拥有之价值观。 保守范型的支持者们认为价

值观的角色导致今日环境污染, 但同时也可能引导未来的环

境改革。依照 Parsons 所言,工业化社会所反映出的价值观

是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及成就。 而这些改变当然引起所谓的

结构分化及其他附加正面利益(例如民生及物质享受量及质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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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负面效果(例如成长挂帅及消费追着供给形成的文化)

。 其次,工业主义或工业化本身即为环境污染的来源,因为

工业生产过程中所排放出来的残渣 (residuals )是人类干

扰自然界而产生能趋疲 (entropy )之一环, 虽然工厂之烟

囱及其衍生之残渣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成长”及“进步”

的代名词──或者说污染被淡化。 另一个社会性的原因乃由

于工业化过程所必须的分工复杂化(由价值观的改变而来)

亦同时使污染分化, 一方面导致“污染乃必须的罪恶”之价

值体系, 另一方面又形成“污染乃技术问题”,超乎“社会

大众之手”之另一价值体系。

表一古典社会学理论的三种范型

┌────┬─────┬───────────────┐

│ 范 型 │ 代表人 │ 主要观点 │

├────┼─────┼───────────────┤

│ 激 进 │ 马克思 │ 阶级 │

│ │ │ (生产工具、 剥削、疏离 │

├────┼─────┼───────────────┤

│ 自 由 │ 韦伯 │ 权力 │

│ │ │ (权威、菁英控制) │

├────┼─────┼───────────────┤

│ 保 守 │ 涂尔干 │ 文化 │

│ │ │ (社会价值观、 │

│ │ │ 共识之社会目标) │

└────┴─────┴───────────────┤

资料来源︰ Humpley & Buttel, 1986

人和环境互动的时间虽然久远, 但真正引起“紧张”状

态尚是工业化以来的近代, 污染引起的灾害──大地反扑─

─使得身为污染受害者的人类也自省其为“污染制造者 ”的

双重角色 。 解决环境问题 ,治本之道乃在于如何改变人们

“环境侵略”思想及生活方式,即增加更多的“环境扞卫人口

”(王俊秀,1994 )。环境社会学乃以此为契机,企图解读

人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 因此 Catton & Dunlap(1978;

1980) 乃推出一个“新生态范型”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NEP) 来比较传统的“人类特殊范型” (Human

Exemptiona- lism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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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gm; HEP)。 HEP 有时也被称作社会主流范型 (Social

Dominant Paradigm )此范型以“人类中心主义” (anthro

centrism ) 为主轴,又称之为“成长范型”。 而 NEP 则是

以“生态中心主义” (ecocentrism )又称之为“环境范型”

,此二个范型的观点及假设见表二︰

表二成长及环境范型

┌──────────┬──────────┐

│ 成长范型( HEP ) │ 环境范型( NEP )│

├──────────┼──────────┤

│ 人为万物之灵 │ 人为万物的一支 │

│ │ │

│ 人定胜天 │ 天人合一 │

│ │ │

│ 科技万能 │ 科技有所不能 │

│ │ │

│ 成长无限 │ 成长有限 │

└──────────┴──────────┘



资料来源︰Humphrey & Buttel, 1986

环境范型转移的实证研究首见于 Milbraith(1984 ) 的欧

美比较研究,大致发现欧美的先进国家已完成范型转移,即已

由成长范型转移至环境范型。 萧新煌 (1986 ) 的国内相关研

究指出我国已由“成长范型”出发但尚未到达“环境范型”。

因此以下各节依据表二的四组对比观点,再进一步分别阐述之



一、由“万物之灵”到“万物的一支”

社会学的象征互动论强调人类由于有思想及语言,因此累

积出来的文化使得人类自许为“万物之灵”,并以“君临”的

心态创造了文明, 由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以来,所采取的那

生产模式皆为“雄性取向” 或经济学所称之“牛仔式经济

”──赶牛在甲地吃草,通吃之后放弃甲地,移往乙地。 万

物之间的关系乃长期处于“弱肉强食”的紧张状态, 由于早

期此种紧张关系并未迫及“食物链”的运作, 人类可说是予

取予求, 即以“剥削” (exploitation) 其他的万物来满足

其物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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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material culture)。直到人口爆炸,马尔萨斯人口论的

预言慢慢实现, 一方面金字塔式的食物链因此“变形”──

补食者(消费者)的人口比被补食者(生产者)的族群数目

还多, 另一方面食物链所赖以维持的生物多样性──生命之

网 (the web of life ) 日形松散,其品质日渐低下。 人类

未能遵守生态法则──万物相关、 天下没白吃的午餐──乃

造成众所周知的“大地反扑”, 各种天灾皆为人祸──全球

温室效应,臭氧层破洞等。 人类对其他万物的排挤及剥削现

象使得“食物链”转型为“生死链”(王俊秀,1994 ),透

过生态系的“生物浓缩”及“再生产效应”, 人类所放出的

有毒物质由于前述生命之网的松散及断层而更快速的回到人

类本身来, 例如氟氯碳化物造成臭氧层破洞而引起每年数以

万计的皮肤癌病变。

再由环境社会学的观点而言,自认为“万物之灵”的人

类藉着「生活品质”之名对其他万物行“掠夺”之实, 一方

面使得社会性物质循环 ( 为了要活得更奢侈所需的物质)及

生物性物质循环(为了生存所需的物质)间的差距日益扩大

,其他万物乃被“原料化”及“商品化”。 另一方面物质循

环的“生命周期”产生断层,生产者拼命生产产品 ( 大至都

市, 小至食物),消费者拼命购买产品,创造物质文化的过

程对人类而言是“文明化”, 对其他万物而言则是“野蛮化

”, 因此上述二种情况乃造成“文明中的野蛮”现象,人类

也因而被称为“文征野蛮人”。

人类对其他万物“野蛮化”的过程间接、 直接地影响人

类自身安危及生死的各种“生态反弹”, 并体会到“万物之

灵”有可能会变成“万物之零”, 因此此种“范型转移”的

过程中其实包含三种型态︰?受害型──亲身体验到各种大

地反扑而觉醒; ?内爆型 (inplore ) ──经由环境伦理的

体会(例如庄子所谓的“与石头对话, 与蝴蝶共舞或西方的

深度生态学); ?功利型──基于“互惠原则”,为了自身

利益而善待其他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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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人定胜天”到“天人合一”

人与天的互动也就是社会与环境(自然)的互动,理论上

而言,两者的互动关系有四种层次︰?人征服自然;?自然征

服人;?人与自然共生;?人与自然共死。首先,人征服自然

乃是人类所熟悉的“人定胜天”思想及行动,视自然为毒蛇猛

兽,并视其阻碍人类的发展。在此情况下,各种开发──例如

水坝、填海造陆等──乃被视为“人定胜天”的代名词。自然

征服人代表“大地反扑”的各种天灾人祸,或可谓“天定制人

”的一种宿命。 其次为人与自然的共生 (symbosis )此即范

型转移中“天人合一”概念或所谓的生态哲学 (ecosophy )

共生有二种︰互利共生(双方互蒙其利)及片利共生(一方获

利,另一方利弊皆无),目前各国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估制度

的目标仍处于“片利共生”的阶段。 最后则为人与自然“共

死”, 也就是“天人永隔”的层次了,由于全球性环境问题

自 1989 年起已年年列入“世界末日”指标, 再次凸显人与

自然的关系极待调整,方可避免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人类中心主义” (anthropocentrism ) 一直是社会运作

的基本路线,也因此朝向“天人分离”的方向前进,“自然”

被视为人类的奴婢,而非伙伴,依生态学的法则︰成熟的系统

利用不成熟的系统,自然乃在人类的过度利用下产生质变及量

变,换言之,自然如果换成资本 ( natural capital )则它

必属于“稀有”的层次。 再依生态学最小法则︰供应最少的

元素, 可控制整个系统的成长,则稀有的公共财──自然将

可决定人类社会是否能“永续”的一项决定因素。

另一方面, 代表深度生态学 (deep ecology ) 的生态中

心主义 (ecocentrism ) 强调︰自然界中的任何生物及非生物

皆有其固有价值及道德地位,此论调固然是“天人合一”的理

想境界,但置于“范型转移”过程中却需要有一些介入

(intervention)点, 例如由同为“被害者”的互为主体

(intersubjectivity ) 角度切入,人类是污染的制造者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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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但在某些场合人类和其加害对象(自然界中的生物及非

生物)也同时成为“受害伙伴”。另外的一种切入点为针对目

前社会运作的经济系统、生活方式及信念展开结构性改变,使

得人类能因而体会自然界中的生物、非生物而同享固有价值及

道德地位 (Martell, 1994 )。 第三种介入可由文化基调

(cultural theme ) 的角度切入。 英国哲学家 R usell 曾说

︰“人类自古以来有三个敌人︰自然、他人及自我”。由此而

发展出三套的文化基调︰?为克服自然所发展出的物质文化或

科技文化;?为克服他人所发展出的社群文化及伦理文化;?

为克服自我而发展出来的表达文化。各个民族所着重的文化基

调不一,例如西方重物质文化,东方则重社群文化,因此将不

同的文化基调予以“绿化”或“生态化”或可促成“范型转移

”。

三、由“科技万能”到“科技有所不能”

科技号称为人类双手的延伸,也是推动成长的重要工具。

由前述之“扩张经济系统”下的意识型态,科技的日新月异一

方面除了表面上的“生产力扩张外”,它其实是要取代劳工密

集而转型至资本密集或能源密集 (Reich,1991)。另一方面当

然科技研发也造成了残渣及扰流 (entropy )之扩张,随着生

产周期 (production cycle )早期劳工密集型的产业生产了

比值低的产品及看得见的污染,转型至高科技产业后则生产了

比值高的产品及看不见或更严重的污染 (Redclift, 1987)。

而科技所产生的一些社会扰流,例如失业,科技鸦片等现象,

更使得“科技决定论” (technological determi nism ) 面

临挑战,埃及阿斯旺水坝及绿色革命的例子也证明了“科技有

所不能”。

面对上述之诸观察,“科技万能”的实际运作由强势渐入

弱势,Schumacher(1973 ) 的《小即美》观点带动了此一风潮

, 中程科技 (intermediate technology )、 适当科技

(appropriate technology )、 替代科技 (alternative

technology )、 绿色科技 (green technology ) 及软性科技

(soft technology ) 接踵而来, 强调配合社会变迁来提高上

述诸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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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行性。换言之,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在于社会而非科

技 (Meadows ed. al, 1983 ) 因为科技所提供的产品是为了

迎合这个社会对环境不友善的生活方式,因此只有人本身有能

力改变生活方式,科技并不能 (Martell,1994)。



批判理论以批判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经济决定论为起点

,企图藉各式各样的批判来恢复社会的本质。而其中尤以对科

技挂帅的批判和环境及生态有较密切的关系,韦伯曾论及工具

理性和实质理性间具有消长现象,工具理性常被科技官僚用来

作为控制和操纵的武器。而现代科技常被其认为是工具理性的

代名词,甚至进而影响到了科技以外的实质理性世界(例如人

与自然间的关系),以致现代生活充满了“理性的非理性”或

所谓的“单视野社会” (one-dimensional society)。

Habermas (哈伯玛斯)虽认为工具理性和实质理性有共生关

系, 但却须经过较高层次的发展阶段,而在此以前科技所扮

演工具理性的角色还必须“宰割”我们的社会, 它的代价乃

为“科技所产生的问题, 科技无法解决”的环保问题及社会

问题以及墨菲定律“凡事有可能出错, 一定会出错”的心理

恐慌。

四、由“成长无限”至“成长有限”

人类自认拥有文化,因此可用来调适社会,又认为拥有科

技,所以也可以用来调适自然。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人等比

,粮食等差”论点以及后来生态学者强调的容受力 (carrying

capacity ) 都被视为“人”或“科技”面临挑战, 而非“自

然”面临危机,因此成长无限论一再被认为是人类自我肯定及

超越的一种表现。

直到罗马俱乐部出版了《成长的极限》一书,成长无限的

论点开始接受挑战,本书有以下几个重点︰?成长牵一发动全

身,绝不是一种独立事件,如果不以全方位的角度去处理,成

就了“经济成长”,却造就了“环境负成长”;?目前的成长

模式(人口、工业化、污染、农业及资源)其“永续度”极低

,属于“速食型成长”──用完就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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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资源滥用及污染的“指数成长” (exponential

growth ) 将使人类面临“第廿九日并发症”──大灾难来临

时只有一天可解决它;?解决由“成长无限论”带来的环境问

题要由社会而非科技面着手。

“成长”的具体指标国民生产毛额 (GNP ) 已经无法充分

说明它的整体社会福祉, 因为 GNP 已延伸另外的涵意︰?

GNP (Gross National Pollution ) ??国民污染毛额; ?

GNP (Garbage, Noise,& Pollution) 垃圾、噪音及污染;

? GNP = NG (黑枪) + NP (污染)(王俊秀, 1993 )

。 更由于这些负面的成长效果或社会扰流已直接影响人们的

日常生活,自愿简朴 (voluntary simplicity ) 的生活方式

以及“我们活得简单一点, 就可以使他们简单的活着”的思

维已经为“成长有限论”加上了注脚。

另外由时间的面向切入,成长企图在短时间内将利益最大

化,而环保则希望将长时间的灾害最小化,其中的交集之一为

两门学问 (economics 及 ecology ) 皆为 ECO(Oikos ) 开头

,应将地球视为一个家来管理;交集之二为︰对环境最小的灾

害才是成长的最大利益(王俊秀, 1994 ),全球变迁的各种

环境灾害已充分地证明此点。 因此一方面,人类中心论及生

态中心论正在整合成为“人类、生态伙伴论”, 另一方面,

人类也开始由短视的“经济时间”调整向较宽广的“生态时

间”或“地球时间”(舍田周平,1993 )。

参、佛教思想的进路及其在台湾社会

的实践模式之检讨

以上所述的“范型转移”观念,是以西方知识份子为主的

各种理论诠释, 目的是在说明近百年来,人类社会(特别是

指欧美社会)如何从“成长范型” (HEP )逐渐转移成为“

环境范型” (NEP )的思考和体认。 事实上,这也是近代工

业文明高度发展后, 人类社会不得不再针对文明病态所作的

新调整。而且,由于近代以来,全球性的大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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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工具非常发达,各地的资讯往来,既快速又频繁,因此上述

关于“环境范型”的观念诠释,在台湾地区,也有一定程度的

理解。 像林朝成的论文〈宗教生态学看台湾佛教界的的环保观

及其实践之道 〉 ( 1992 ) 以及杨惠南的论文〈当代台湾佛教

环保理念的省思──以“预约人间净土”和“心灵环保”为例〉

( 1994), 基本上都可以认为是上述“环境范型”的思想回响

。 林朝成的论文,事实上也可以视为此一领域在台湾地区的先

驱性研究(详后)。

不过,尽管如此,这也不意味︰理论一经介绍,“范型转

移”的实践工作也随之水到渠成地被落实。事实上,台湾地区

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严重程度,已到了人尽皆知且历经多

次的群众抗争和公害的赔偿了。因此,基于理论的诠释和实践

的达成之间,长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为了使两者能大幅度地

拉近,有必要藉助本地社会原有深层文化结构中的提升因子,

来从旁促成主流的“范型转移”──“环境范型”的目标能够

早日实现,因此,在以下的论述,将以佛教的思想进路,以及

台湾地区现有的实践经验,作为此时、此地、此人的理论思考

和问题解决的借镜。

首先,就台湾地区的佛教信仰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 ( 1945 ) 以前,曾经有将近十年 ( 1936-1945) 的时间,

是被日本在台湾的统治当局高度推动日本化所影响。特别是随

着日本军事力量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扩大占领,以及亚洲次大陆

地区像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等地的侵略行动之展开,以日本兴

亚佛教为思想媒介的战时佛教主张,将台湾地区的佛教思想与

亚洲地区交织起来而由日本佛教各派配合军事当局所领导和动

员。虽然如此,在军事行动的破坏之外,台湾地区的佛教信仰

,不论所受的日本化影响为何,它在台湾当时的社会影响面,

还是相当有限的。并且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根据现有

的资料来看,也尚未达到特别重视的地步。并且日本佛教的影

响力,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和统治权的交回中国,也宣告结束

( 1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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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说,台湾地区的环境问题,在日据时期并未

严重恶化。 这除了当时的工业化并未高度发展之外,日本在

台统治当局有计划地兼顾环境生态的维护, 也是重要的影响

因素。 但是,战后的台湾,虽由中国政府派员主政,并且实

施长期 (1949-1987 )的戒严体制, 但因过度重视经济的发

展而忽略了对环境生态应有的维护, 导致了台湾地区近年来

居住环境品质的日趋严重恶化。 于是,在一些严重污染源的

地区, 当民众实在难以忍受下去,便会相继爆发了一连串的

抗议行动。 而为了避免民众的抗争,演变为大规模的群众运

动, 迫不得已,各级政府的相关人员也才开始和发动抗争的

当地民众,展开一连串的谈判或讲条件,来平息民怨。 在面

对群众的抗争和巨额的公害赔偿(或美其名为对地方的“回

馈”)时, 台湾学界、乃至政府决策当局,自然也对环境的

污染和生态保护的问题,投注较多的关怀和研究。 而环境评

估的必要性, 便因此正式成为政府核准开发计划时的必要考

虑因素之一。 这就是战后台湾环境问题的演变大势,相信大

多数的民众,也或多或少地对此有所理解。

可是, 在另一方面,台湾的宗教界,特别是在知识群和

商业界之间相当受重视的台湾佛教界, 对此问题又有什么样

的回应呢?

根据佛教学者杨惠南教授的看法, 台湾的环保运动,是

在 1970 年才开始萌芽; 而台湾佛教界之参与环保运动,则

是近几年的情形。 (杨惠南,1994:49 )而杨教授虽在研究

论文中认为︰台湾佛教界推动各种环保工作, 成绩最卓越的

,是花莲慈济功德会和台北农禅寺的法鼓山文教基金会; 但

是, 杨教授在同论文中又批评此两个有成就的佛教机构,欠

缺深入的佛教理论作为推动环保工作的理论依据, 因此,所

进行的工作, 仅限于由惜福和护生所衍生的资源回收(限于

垃圾和字纸等)以及物命的爱惜(放生等)。 杨教授认为这

是因为慈济和法鼓山都属重视内在的心净甚于外在的境净,

因此也回避了对制造污染源的资本家的批判立场。 因此,在

佛教的“救渡”工作中,便只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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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别渡”的功能罢了。( 杨惠南,1994 ︰ 32-49 )

相对于杨惠南教授的论文, 任教于国立成功大学的林朝

成教授, 曾接受“国际佛学研究中心”的委托和经费的补助

, 于 1992 年完成研究着作《佛教放生与环保保育》一书的

撰写(未出版)。 同年又根据上述研究成果,浓缩和修订成

为〈从宗教生态学看台湾佛教界的环保观及其实践之道〉的

专论。 从此一专论中,可以看出林教授是以“绿色和平”的

“未来生态新典范”为思考的参考座标, 然后企图进一步结

合佛教的教义,以建立所谓的“佛教生态学”。 (林朝成,

1992b:300 )

根据林朝成教授的引述, “绿色和平”所主张的“未来

生态新典范”, 包含有六大项︰

1. 对自然的高度评价。

2. 普遍的同情心。

3. 谨慎周密的计划以防止风险。

4. 经济成长的极限。

5. 日益求新,崇尚兴革。

6. 新政治观。 (林朝成, 1992b ︰ 300 )

在这六点中,关于第 6 项的“新政治观”为何,林教授

并未解释;在对照台湾佛教界的作法和观念时,也未提及。

因此不明其原旨所在。 而在同论文中,林教授又批评说,“

台湾佛教环保意识的觉醒又落后台湾社会十年”, 所以台湾

佛教界对“以佛教的基本教义为中心的环境问题的研究”,

“其生涩更不在话下”。(林朝成,1992b ︰ 307 )于是林

教授建议尽速地整理佛教环保的文献, 具体意见如下︰

( 一 )、佛教基本教义与环保生态观的汇通。 如“缘起

”与“深度生态学”的比较; “依正不二”观与自然环境保

护或环境权的汇通; “八正道”与“后设经济学”的比较...

..等等,都应纳入佛教环保的基本文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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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佛教的环保福利事业。 可参考唐《法苑珠林》

的方式, 拟定条目,细加分类,每类有述意、有经证、有诠

释、有引申,以方便参考与查阅。

( 三 )、佛教高僧大德的具体事例。 重新整理各僧传居

士传,选出具体环保事例,以为参考效法。

( 四 )、佛教戒律与环保生活法则的比较。 环保必须落

实于生活, 其所提供的生活法则,大都合乎戒律所规定者,

尤其是菩萨戒,更可给从事环保的资源与启发。 (林朝成,

1992b,309 )

以上林教授的这四项意见, 是企图从佛教的原有教义中

找出和现代环保生态学相关思想或事例, 将两者加以联结而

促使现阶段己甚落后的佛教界的环保意识能更朝前进展。 不

过, 林教授认为他的作法,是属于“低调的理想蓝图”,亦

即因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太大,而不得不降低标准来建议。

从上述杨林两教授的论文中, 我们其实可以看出两人的

批评意见,都不能脱离西方现有环保理论观点的援用。 然而

, 进一步探讨的话,又可以发现另外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亦

即佛教传统的生态理论, 根据杨、林的看法,确实含有和新

的“环境范型”理论相契合的某些成份可是我们仍必须追问

︰何以台湾地区的佛教界会被批评为落后台湾的社会环保运

动十年呢?

事实上, 我们若回顾战后近五十年来的台湾佛教思想,

我们会发现佛教界的思想觉醒, 其实是一直不断地在变迁和

发展的。 和台湾现有的其他宗教比较起来,也自有其可取之

处。 例如着名的佛教目录学专家蔡念生, 从 1950 至 1980

年前后长达 30 年之久的时间, 在各种佛教刊物及报章杂志

撰写了几十万字的护生与戒杀的文章, 并在 1983 年集结为

《如是庵学佛剩语--护生百讲》、 《如是庵学佛剩语--鸟兽

春秋》,由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 但是,据新文丰的负责人

高本钊先生透露, 蔡先生的着作出版以来,销售的情况并不

理想。 而以

59 页

前述两位热心佛教环保的教授︰杨惠南和林朝成,也根本未

曾在论文中提及过。 这岂不是意味着新旧的经验,其实存在

着严重的断层呢?所以若说台湾佛教界的环保意识, 整体来

看, 还是理论相当保守和落后,但若论断为迟至近年来再方

始展开,则和史实略有差距。 这也是我们在探讨其后续发展

之前,必须要先指出的一点。

在另一方面, 台湾佛教的思想问题,事实宗教伦理方面

,则倾向于传统的护生和惜福。 例如蔡念生早期曾长期和农

禅寺的开创者东初法师合作, 但农禅寺的放生活动被具体的

批判, 则要迟至 1988 年(释圣严 1988 ︰ 4 )和 1 989

年(文化大学生物学系,1989 ︰ 3 )才相继出现。 而且这

两篇文章, 也都未进一步提出如何保护生命或生态的问题,

可见其观念的保守性之斑。 反之,在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思

想影响下, 佛教界相继出现了几位重量级的佛教环保健将,

如释传道、释昭慧和杨惠南等人。 杨惠南教授的佛教理论,

前面已介绍过,此处略过不提。 但杨教授不但是印顺法师的

俗家皈依弟子, 更明显的,以中观思想为主轴而发挥其人间

佛教的环保观念。 (杨惠南,1994 ︰ 47-48 )

至于传道法师和昭慧法师, 在思想上毫无疑问是印顺法

师佛教思想的继承者, 但在环保的作法上,则又各有其侧重

点。 例如在杨惠南教授的论文中,唯一肯定的佛教环保作法

,即是来自传道法师的范例。 杨教授在他的论文的结论,是

如此叙述和肯定的,他说︰

?...... 传道法师有着极为前进的佛教生态观。他不但出

资拍摄“反(对政府兴建)五轻(工厂)”的录影带──《

净土的呐喊》, 而且为文呼吁佛教要组织“环保护生基金会

”。 基金会的主要工作包括︰“鼓励专家参政”;他认为唯

有这样, 才能“破除‘经济奇迹’的政治神话,纠正偏颇政

策”; 其次,“(立法)禁止制造(包括保特瓶、保利龙在

内的)塑胶垃圾”。他的这一呼吁...... 已经能够把抗争的

矛头

60 页

指向资本家和政府, 并且也已意识到从根本而且全面入手

的“普渡”, 比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别渡”,来

得重要。 也许,这些建议的实现”才可以改善当代台湾佛教

环保运动的“生态平衡”呢?(杨惠南, 1994:50 )同样的

, 林朝成教授也在论文最后表示了︰“同意传道法师的看法

”。(林朝成,1992b ︰ 309-310 )可见佛教界事实上也存

在着像传道法师这样的新典范。 否则杨、林两教授不会不约

而同地加以肯定。

至于昭慧法师,则不但创办“中华民国生命关怀协会”

, 更实际投身第一线从事护生和戒杀的工作(反挫鱼运动的

成功,是其有名的具体例证)。 她在各种报章、杂志上撰写

几乎遍及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大量文章, 现已大部分收在《浩

荡赴前程》(台北︰法界出版社,1994 )和《愿同弱小抗强

权》(台北︰法界出版社,1994 )两部新书里。由于她的知

名度甚高, 引起的回响也大,但因篇幅所限,此处不拟多作

介绍,而拟在另篇论文再予探讨。

而除了上述的几位重量级的佛教界名人之外, 佛教的一

些着名的刊物, 像《福报新闻周刊》和《佛教文化》等,也

大量报导关于环保的问题。 不过,此等报导主要还是以借用

环保人士的经验和报导相关的讯息为主。 也因此,其中不无

存在着如何付诸实践的问题。 当然,比较起来,便不能像杨

惠南教授、 林朝成教授、释传道法师和释昭慧法师等人的成

就那么大。

肆、结语

从以上的两大部分探讨, 我们不难发现,在本文撰写之

前, 台湾佛教界已经有学者撰写“范型转移”的论文,并且

也有着名僧尼付之行动。 因此,本文的思想进路,基本上是

可行的,并且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在探讨的过程中,我们虽然发现,佛教界的环保思想,

仍嫌落后

61 页

和保守, 但传统佛教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仍存有提升的因子

, 否则慈济和法鼓山两大组织,不会作出尽管仍有不少缺点

却仍有一定贡献的环境成就。 甚至杨、林两教授的深度论文

, 虽然援引环保新知,却仍不忘在佛教传统的教义里,寻求

原有教理的支持。 这证明了“范型转移”中,传统佛教教义

, 对佛教团体或个人来说,都是无法忽略的催化部分,即特

定文化或社会环境中, 有利的或提升的因子之结合是必要而

不可忽略的, 否则在推动新环保观念及落实新环保行动时,

成效必缓。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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