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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一段佛缘

2013-11-29 16:11 / 来源:善缘网 / 热度:1439 / 阅读:812 / 推荐:627

  距今二千五百年前,释迦牟尼在古代印度境内创立了佛教。公历纪元肇始之时,佛法越过喜马拉雅山传入华夏。二千年来,与我国浩瀚的民族文化长流相辅相成,水乳交融;并与传统思想及社会风俗密切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学便在神州大地生根开花,发扬光大。十九世纪末叶,中国佛教内铸释氏真义,外融时代新学,随着社会进化而发展。梁启超氏曾云:“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从龚自珍、魏源到谭嗣同、章太炎,无不“兼治佛学”。用佛法解释儒学,论西学取证佛经,曾经成为当时维新思潮的一个特色。因此,在1881年诞生的鲁迅先生,自幼被带入佛门的,则是他的父亲周伯宜。


  鲁迅“不到一岁”时,由父亲“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这和尚人称“龙师父”,给鲁迅起了一个法名叫作“长庚”。后来他把法名长庚用作笔名,并在创作的《在酒楼上》中作为小说人物的名字。鲁迅晚年写《我的第一个师父》,亲切而幽默地回忆了童年的这段佛缘。这段佛缘,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正所谓百川灌海,佛法作为川流,自有其波光的灿烂;汇成汪洋,沙门充盈温情,亦可见民风的淳朴。“长庚”的故事,不仅体现了鲁迅与佛有缘,也反映了传统社会中美好人性的一个侧影。

  辛亥革命爆发前三年,国内出现借“维新”之名而大毁寺庙的歪风。鲁迅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河南》杂志上发表《破恶声论》。他说:“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斥责那些借口“破迷信”而“击像偶”(佛像),“以毁伽兰(寺庙)为专务者”是“活下”的妄人。严正指出:“夫佛教崇高,凡有识者所同可,何怨于震旦,而汲汲灭其法。”


  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先后失败,鲁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处于“寂寞”和“痛苦”之中。他说“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为了“驱除寂寞”,他便购阅了大量的佛经;抄录、校勘、整理了大量的古碑和古籍——包括六朝佛教造像、墓志铭、塔铭、佛教石刻拓片…  …  等等。


  在抄校的古籍中,值得注意的两部书是《法显传》和《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


  法显是东晋时“西行求佛法”的著名高僧。公元398年自长安出发,经历千难万险,到达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印尼等大小三十余国,获得大量佛经原著,译成汉文,对我国佛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回国以后将“天竺求法”的经历作了详细的记述,名为《历游天竺记传》、亦称《佛国记》,最通行的则称为《法显传》,传抄极广,深受中外学者重视,英、法等国先后翻译出版了译本。日本学者对此书有考证专著出版。鲁迅从1916年3月3日至3月16日,根据宋版原书化了十三日恭楷抄录,全文共计一万二千九百余字。又据“丽日”本进行校勘,写下校文眉批二百四十余条。


  唐三藏取经记是国内绝版的古小说,内容记述唐僧与孙悟空西天取经的故事,是《西游记》的雏型。原芷日本京都高山寺。鲁迅据日本所芷版本抄录,又与另一种《大唐三芷取经诗话》日本芷本进行校勘。此书日本芷主德富苏峰以为原书是“宋版”;鲁迅则认为“此书或为无人撰,未可知矣。”从而引出了中日学者关于此书的版本年代的争论。鲁迅在1913年11月阅读了常州天宁寺所刻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1924年5月又向上海商务印书馆买到宋版影印本《大唐西域记》四册一百二十卷。这是唐玄奘西行求法,历尽艰辛到一百多个国家的实录,也是研究佛教的重要文献。鲁迅对“流通卡”和“宋版梵夹本”作了对照校阅,对玄奘法师更有了深刻的印象。


  鲁迅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从东晋沙门法显“西行求法”,到大唐三芷法师“西天取经”,正是我国古代“舍身求法”者的典型。鲁迅赞美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之一,也是对佛门高僧“舍身”的大无畏精神的肯定。


  在鲁迅购阅和服芷的佛经中,令人注目的是《百喻经》。




《百喻经》是古印度佛教僧人僧伽斯那撰,南朝萧齐时通晓中文的印度来华僧人求那毗地译。全书收了比喻故事九十八则,解说佛教的道理。每则故事,设喻发人深思,议论含有哲理,词句颇有文采,是具有文学价值的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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