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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许地山文学作品中的“佛”缘

2013-11-22 12:11 / 来源:善缘网 / 热度:165 / 阅读:165 / 推荐:0

浅论许地山文学作品中的“佛”缘

萧成

许地山,原名许赞坤,笔名落花生。他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着名作家,而且在台湾文学史上也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他的文学创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和台湾文学的宝库。1893年2月14日,许地山出生于台湾省台南府。他的父亲许南英是晚清进士,一位在台湾颇有影响的诗人和爱国官员,曾随刘永福抗击日本侵略者。他的母亲和舅父笃信佛教,所以许地山与佛教也结下深厚的不解之缘。由于从小就受到佛教思想的熏陶,因此许地山深受佛教影响。他曾以毕生精力从事佛学和宗教比较学的研究,因此其文学创作中亦不自禁地折射出某种宗教思想;然而,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许地山却又是服膺于文学“为人生”这一主张的。因此,他曾在《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底四依》一文中,曾比较全面地说明了他的文学理念。许地山认为文学创作必须讲求“智慧宝、人生宝、美丽宝”这“三宝”。具体而言,“智慧宝”指的是生活经验,“美丽宝”指的是作品语言,这是一般创作都离不开的两项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说的“人生宝”,强调“人间生活不能离开道德的形式”,无论创作什么文学作品,都要对人和社会有益,“即使他是一位神秘派、象征派、或唯美派底作家,他也需将所描写的那些虚无缥缈的,或超越人间生活的事情化为人间的,使之和现实或理想的道德生活相表里。”?从这些关于文学创作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地山的人生观充满了宗教的“普渡众生”的意味,而这必然会反映在他的创作中,特别是他的早期作品中,更是濡染上了异常鲜明的佛教色彩。

佛教对许地山的人生观与文学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许地山曾于《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一文中说:“宗教是社会的产物,由多人多时所形成,并非个人所创造。”?虽然参加和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是,许地山却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其他许多知识分子,他对于社会人生的思考,借助的不是西方文化思想,而是从包括佛教思想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东方民族思想文化起步的,因此具有浓厚的传统意味。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思想也对许地山产生了莫大的冲击与影响,因此他早期的作品中也充溢着反封建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感情;渗透着对被迫害、被侮辱的弱小者的深切同情和对封建社会黑暗与苦难的沉痛揭露。不过,许地山的这些作品大部分都打上了鲜明的佛教思想的烙印。

佛教的“多苦观”可谓对于许地山有着相当深广的影响。许地山自幼饱经忧患,青少年时期因生计艰难,曾数度漂流域外。个人的亲身遭遇,以及耳闻目睹的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这一切汇聚起来,使他接受了佛教关于“人生皆苦”的思想观念,一开始创作就发出了“生本不乐”的叹息。换言之,在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上,佛教认为人生就是一个苦海,以有生为苦恼,生死轮回,人始终都沉溺在这可怕的苦海中,永远无法超升。而佛教最根本的教义“苦、集、灭、道”四谛,对于人间苦难的揭示可谓比较彻底,许地山也就由此看到了世界的不完整性,感受到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诸多弊病。在《心有事》一文中,许地山严肃地指出当时是一个“积怨成泪,泪又成川,今日泪、雨交汇入海,海涨就要淹没赤县”的残酷、黑暗的社会。因此,许地山早期创作,描写人生苦难的作品所占比例甚重。像许多“五四”作家一样,许地山也相当关注当时流行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积极探索关于人生与人生观的系列问题,早年曾创作了不少具有探索性意义的“问题小说”。而且许地山早年可谓相当热心于妇女问题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他的小说集《缀网劳蛛》中的12篇作品中,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就占了7篇。而佛教的“多苦观”,使他对于中国妇女的苦难遭遇认识的更为深刻与透彻,并因此对妇女的不幸命运产生了极大的同情与怜悯,更进一步深入探讨和揭示了妇女这种屈辱地位形成的社会根源。譬如《缀网劳蛛》中的尚洁,就经历了长孙可望以刀猛击、冷酷遗弃、霸占财产和剥夺女儿等的种种磨难。《商人妇》中的惜官,经历了久别、被卖、逃亡等种种苦难。这两位女主人公的经历都充分印证了佛教的“多苦观”。然而,许地山并没有仅止于对“苦”的揭示,而是将佛教知命、顺命的人生观通过这两位女主人公得以展现。

《缀网劳蛛》中的尚洁对于闲话、危险、爱情、家庭、窃贼、命运财产、品德、人生、宿怨等等处世的方式,有着独到的领悟与理解:“危险不是顾虑所能闪避的”;“我们都是从渺茫中来,在渺茫中住,望渺茫中去”;“横竖是往前走,顾虑什么?”“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把真心拿出来给人家看;纵然能够拿出来,人家也看不明白,那么,我又何必多费唇舌呢?”“我只求自己无愧,对得住天上底星辰和地下底蝼蚁便了。”这种人生态度,不仅使尚洁超脱了人间的一切闲话猜疑、苦难艰辛,而且使得凶猛愚顽的长孙可望忏悔了自己的罪过,终于受到良心谴责,而由“恶”向“善”复归。既然人生充满厄运,而且抗争命运也无济于事,那么人们对于人生将采取什么态度呢?尚洁对于人生的态度给了人们隐约的暗示:面对悲剧人生不应悲观怨尤,面对悲苦境遇不应消极绝望;要以顺应自然、沉毅达观、适应补救、平衡心态,来面对复杂多变、苦难艰辛的人生。这就是小说中女主人公尚洁所谓的“补网”人生观:“我像蜘蛛,命运是我的网。蜘蛛把一切有毒无毒的昆虫吃入肚里,回头把网组织起来。它第一次放出来的游丝,不晓得要被风吹得多么远;可是等到粘着别的东西的时候,它的网便成了。它不晓得那网什么时候会破,和怎样破法。一旦破了,它暂时安安然然地藏起来;等有机会再结一个好的。人和它的命运又何尝不是这样?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尚洁所信仰的这种“蜘蛛哲学”,实际上也是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许地山的心声。许地山曾有这样的言论:“人类底被压迫是普遍的现象。最大的压迫恐怕还是自然的势力,用佛教底话,是‘生老病死’……我不信人类在自然界里会有得到最后胜利的那一天,地会老,天会荒,人类也会碎成星云尘,随着太空里某个中心吸力无意识地绕转。所以我看见底处处都是悲剧;我所感底事事都是痛苦。可是我不呻吟,因这是必然的现象。换一句话说,这就是命运。作者底功能,我想,便是启发读者这种悲哀和苦感,使他们有所慰藉,有所趋避……在不可抵挡的命运中求适应,像不能飞底蜘蛛为创造自己的生活,只能打打网一样。天赋的能力是这么有限,人能做什么?”?比照许地山本人的人生观,小说中女主人公尚洁的人生哲学,不也就易于理解了吗?尚洁虽然不是“乐天”的,却是“知命”的,能够随遇而安的。

至于《商人妇》中女主人公惜官的悲惨遭遇和她的应对之道,则形象地诠释了“顺命”的思想。马克思曾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关于这点在这篇小说中得到了很充分的印证。惜官的一生受尽了命运的恶意拨弄,先是恩爱夫妻被迫分离,丈夫飘零到南洋自谋生计。当她千辛万苦寻找到丈夫后,却被已经变心的丈夫卖给了一个印度商人作第六房小妾。惜官在异国他乡忍辱含垢地熬过了几年,印度商人死去之后,她被迫陷入了更深的劫难,几乎被害得丧失了性命,最后不得不冒着巨大的危险逃出家门,再次被孤独地抛向茫茫的人海之中,作者叙述了惜官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人生之“苦”后,渐渐认识到人生真谛,顿觉今是昨非,终于大彻大悟地开始“顺命”。从此,惜官身在苦海不觉苦,身心宁静和谐,恬淡怡然,过着精神富足的生活,并在总结了自己半生的遭遇后,发明了一种自慰的哲学:“人间一切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底分别:你造作时是苦,回想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我换一句话说:眼前所遇底都是困苦;过去、未来底回想和希望都是快乐。”这些话俨然像是出自一个通过无数艰苦修行,终于“悟证真如”的高僧之口。而被惜官奉为圭臬的这种人生哲学,恰如马克思曾说过的:“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命命鸟》则以敏明和加陵这对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和理想人生、反抗家庭和世俗观念而毅然殉情的悲剧故事,诠释了佛教倡导的“解脱苦海”和获得永远“超升的”大喜悦,敏明和加陵这对男女主人公,均为年轻的佛教徒,他们虽然没有像《缀网劳蛛》中的尚洁和《商人妇》中的惜官那样随缘认命,安守“生本不乐”的信条,但他们仍然彻悟了从人生苦海中“解脱”与“超升”的道路,超然于世俗。因此他们既没有“不能忘情的苦恼”,又带着无限喜悦去选择死亡。在这场爱情悲剧中,男女主人公也许可以通过抗争获得幸福,并不一定有非死不可的理由;但是按照佛教对于苦难意识的体认,敏明和加陵对于死的那种安然态度,那种充满大欢乐、大喜悦的选择,就不是一般意义的人生超度了。女主人公敏明在赴死之前在梦中经历的那个世界里既看到了感情的变幻反复与无常,又体验了到了凡夫俗子“肉体底障碍真是大哟”,更真切体认到那个“死”所代表的世界是一个“那么好的地方”。这个梦中的美奂美轮的世界,实际上使敏明彻底看穿了人生的苦恼,彻底厌烦了人世间的污浊,真正被彼岸世界的清幽美丽所吸引。与这种人生的大彻大悟相比,爱情上的那点不自由,真可谓是微不足道。因此,敏明“精神上就起了莫大的变换。对于婚姻另有一番见解,对于加陵的态度更是不像从前。”当敏明在绿绮湖边手持优钵昙花,向着瑞光大光合掌祈祷时,她所获得的就是一种从人生苦海中彻底超脱出来的大欢乐与大喜悦。正是敏明的这种大彻大悟感动了并不厌世的男主人公加陵,使他满心欢喜于敏明的选择:“有那么好的地方,为何不告诉我?我一定离不开你了,我们—块儿去罢。”于是两人从容不迫、义无返顾地走向水中求得永恒的喜悦:“月光更是明亮。树林里萤火无千无万地闪来闪去,好像那世界的人物来赴他们的喜筵一样。”“他们走入水里,好像新婚的男女携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毫无一点畏缩。在月光水影之中,还听见加陵说:‘咱们是生命的旅客,现在要到那个新世界,实在叫我快乐得很’。”小说中所渲染的这种死亡时的特殊气氛,无疑是在强化一种真正超脱人生苦海的美妙境界,表达了对今生来世和生死轮回的体悟,充满了对人生“涅?”的赞美,强调了对真正超脱人生苦难之死的“无量欢愉”。由此可见,许地山通过这个爱情悲剧反映的是更为深刻的人生悲剧,小说以死的超脱,表达了一种对社会与人生的自觉性抗争和对于清洁美丽“极乐世界”的理想化追求。而作者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殉情”,揭示的实际上是他们的“殉道”——对现实中污浊人生的蔑视和超越。因此这篇小说所体现出来的悲剧意义远远超出了纯粹爱情悲剧的范畴,而是显示出了更为深广的意义与内涵,当然也显示出了许地山在文学创作中对于现实人生的思考所达到的哲学的深度与广度。

佛教思想对于许地山早期创作的影响还表现于他常常以感恩与奉献的态度来为人处世,这就是许地山所谓的“落花生主义”。许地山在散文《落花生》中写道:“这小小的豆子不像那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它们的果实悬挂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会使人一望而生羡慕的心。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好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的,好看的东西。”不求闻达显赫,但望于人有益。可见,在人生形态这个层面上,许地山早期的许多作品中则深刻揭示了外部世界偶然性和生存环境对人的生命形态和生存方式的规定性和支配性,从而造成人生的终极命运的问题。譬如散文《愿》一文,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恩与奉献的思想。妻子对丈夫说:“我愿你作无边宝华盖,能普荫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如意净明珠,能普照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降魔金刚杵,能破坏一切世间诸障碍;”丈夫则回应道:“极善,极妙!但我愿做调味的精盐,渗入等等食品中,把自己形骸融散,且回复当时在海里底面目,使一切有情得尝咸味,而不见盐体。”这种愿为宝华盖、净明珠、金刚杵,乃至精盐的“舍身救世”的博爱精神,其间的佛教意味可谓相当浓厚。牺牲自己而造福人类的佛教思想正与“五四”时期所倡导的人道主义思想确实有颇多相通之处。显然,许地山所倡导的人道主义穿上了一层“普渡众生”的佛教思想的外衣,给人道主义注入了一种为世间众生服务,并愿意为众生幸福而献身奉献的精神。从这种博爱的佛教思想出发,许地山在他的创作中自然就会经常表达出对于底层人民,特别是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势群体的深挚同情与关爱。在《债》一文中,那个客居于岳母家的男子这样说:“我所欠的是一切的债。我看见许多贫乏人,愁苦人,就如该了他们无量的债一般。我有好的衣食,总想先偿还他们,世界若有一个人吃不饱足,穿不暖和,住不舒服,我也不敢公然独享这具足的生活。”这种追求众生平等、天下人都“饱暖”、“具足”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不也正与佛教所宣扬的“慈悲”观念一脉相通吗?

至于《空山灵雨》的《鬼赞》中,更是充满了佛教的“感恩”意味。作者写道:“人哪,你在当生,来生的时候,有泪就尽量地流,有声就尽量地唱;有苦就尝,有情就施,有欲就取,有事就……等到你疲劳,等到你歇息的时候,你就有福了。”又譬如《七宝池上底乡思》里的这段抒情:“纵然碎世界为微尘,这微尘中也住着无量有情。所以世界不尽,有情不尽;有情不尽,轮回不尽;轮回不尽,济度不尽;济度不尽,乐土乃能显现不尽。”这样的话都充满了佛教的感恩意味。显而易见,以上这些关于人生和人生观的种种富有哲理的领悟和诠释,既明显地渗透了佛教的“无我”、“虚空”、“不争”的观念,又渗透了作者自己的人生体验和人生探索,当作者再以“落花生主义”的奉献、博爱精神加以融合之后,就使得许地山倡导的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人道主义、民本主义哲学具有了一种世俗化的意味,从而使佛教成为了一种有情的人间宗教。既坚持了佛教的安然顺命,建构起了一种谦虚踏实、沉毅执着、爱恋生命的人生哲学,从而让人们易于接受和领悟。换言之,许地山努力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宣扬着他所谓的“完满”的宗教和人生哲学,即承认外部世界的不可抵挡和人为力量的极其有限,因而认为在渺茫的人生之途上,理想的心态和人格是——与物无争,与人无争;尽力耕耘,不计收获;不慕功利,但求无愧;冷眼热心,达天知命。显然,这是一种对人生和人生观大彻大悟后的理解和诠释。由于人生只能永远处于改造环境,又依存环境;不断选择,又受到选择;渴望完满,又易于破损的悲剧境地。因而许地山早期的文学创作就从人生形态和人生态度两个层面揭示了人生和人生观的底蕴;人的生命形态和生存方式如西洋镜与万花筒般地丰富多彩、变幻莫测,人们不仅无法自我选择、自我设计生命形态和生存方式,也无法预测自己的未来与前途;而且人的生命形态和生存方式必定要遭受外界力量的冲撞损伤;然而,人的生命形态和生存方式虽然充满了损伤和苦痛,但面对既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方式,人们还是应当采取达观、执着与不放弃的态度。许地山宣扬的这种处世态度,或许可以被称之为普通人正视悲剧而不悲观的人生观吧。

简言之,许地山文学创作中的“佛”缘确实是很深厚的,作品带有浓郁的佛教色彩,尤其是那种对人生大彻大悟的认识;清淡雅丽、从容不迫的叙事方式;含蓄蕴藉的抒情手法;娴静自然、温顺忍让的人物性格;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启人深思的隐喻与象征,全都在一种冲淡调和的佛教思想观照下统合起来的。这一切不但令许地山早期的文学作品达到了浪漫传奇、哲理玄想和现实人生的奇妙和谐与统一。而且使得许地山的早期创作达到了同时代一般作家所难以企及的境地。而我们今天来重新整理,并批判地接受许地山留下来的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正是完全必要的,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现代历史和历史人物对中国文化的独特贡献也是大有裨益的。

注释:

?许地山:《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底四依》,见《小说月报》(12卷)7期,1927年7月。

?许地山:《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晨报副刊》1923年4月14日。

?李勖刚:《〈野鸽的话〉·序》,见《野鸽的话》,开明书店1934年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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