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因明及其文献资料在两个“五卷本”中的地位
　　刘延寿
　　一、《中国逻辑史》（五卷）中关于藏传因明学术理论系统的述评
　　在《中国逻辑史》（五卷）的《唐明卷》中，藏传因明是专设一章予以安排的，即第八章。这一章是由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王森研究员撰写，华东师大沈剑英教授负责统稿的。在《唐明卷》卷首沈剑英教授撰写的“引言”部分专有一节是对藏传因明的概要评介，有必要先做个简要介绍。
　　（一）沈剑英教授对藏传因明所作的概要评介
　　他在《唐明卷·引言》中说：因明传入西藏的时间比汉地晚，但在翻译陈那、法称等人的著作方面，其数量之多，注释之完备，讲传著述之盛，远远超过汉地。千余年来因明在藏地传译、讲说、著述，乃至在学经时应用因明论式以辨明经义，一直相沿不衰。[1]
　　因明入藏，与佛教的传入是分不开的。佛教正式传入西藏是在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因明的传入约在公元8世纪赤松德赞时期。当时印度那烂陀寺的首座寂护（Santaraksita）应赤松德赞的迎请，曾两次入藏传法。据说，寂护精通因明，著有《真理要集》等书。之后，寂护的门人莲花戒（Kamalasila）也到西藏传法，于是印度因明的一些著作开始传译过来。自赤松德赞建桑耶寺（约在779年建成）后约60年间内，翻译因明论典之论师有吉祥积、智军、空护、法光等4人。先后译出的法称著作有《正理滴论》《因一滴论》《观相属论》及《观相属论法称自注》《成他相属论》等5部；译出律天著《因滴论疏》《成他相续疏》《观所缘论疏》等4部。皆法称偏重因明论式之书及其注释[2]。另有寂护与法光译出陈那《因轮论》1部。此10部著作，现均存“丹珠尔”量论部。当时有无讲授传承著述，因史册未见明文，难以窥知[3]。
　　据“引言”讲，15世纪初，黄教兴起，创始人宗喀巴（1357-1419）曾学习桑朴、萨迦两派的因明讲授传承，并穷究陈那、法称所有藏译著作及法称《量评释论》的8种印人注解和藏译本，提出了他与前人不同的见解。“认为量论不仅是推理辩论之学，也是佛家哲学的另一个体系，其中包括从凡夫到成佛的一套教理。他只写了一本仅23页的小书《因明七论除暗论》，但其著名弟子贾曹杰、克主杰、根敦珠巴却著述甚多，其中有些著作乃是记录宗喀巴的讲义而成。”[4]
　　“引言”指出：
　　在藏传因明的宝库里，译传和撰述都非常丰富。据德格版《藏论》（丹珠尔）所载，译著总数达66种。由于其中有的梵文原典已不存，藏译本便成了传世的珍本。西藏学者自己撰述的因明著作见诸文献记载的也达五六十种。各寺院自编的因明教材更是难以统计。
　　（二）王森研究员对藏传因明的研究和评介
　　《中国逻辑史·唐明卷》第八章是藏传因明的内容。本章是由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王森研究员撰写的。他系统介绍了藏传因明的渊源，藏人翻译和讲授因明的历史；以及对藏传因明的特点也作了扼要的评介。
　　1. 藏传因明的渊源
　　王森先生讲，藏传因明和汉传因明一样，同是以翻译梵文因明书籍为起点的。只是藏人传译梵文因明，时代较汉人传译为晚。从玄奘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译出《因明入正理论》，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译出《正理门论》算起，到西藏开始译梵文因明书籍，相隔约130余年。在这期间，印度的因明学风，已经不是玄奘在印时佛教学者以传习陈那著作为主的风气，而是变为以传习法称著作为主的风气。这一转变大概在玄奘回国（公元645年到长安）后不久就开始了。藏传因明典籍绝大部分与法称有关，所以有必要对法称和他的著作做一简介：
　　法称是南印度睹犁摩罗耶（Trima LaYa）国人，婆罗门种姓出身。自幼学习婆罗门各派的学说，很聪明，学有心得。他曾从陈那的弟子自在军学《集量论》，一共学了三遍。在学第二遍时，他发现自在军的讲法也不能使他满足。在学第三遍时，他觉得《集量论》本身也有可议之处。自在军看出他的思想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因明各方面的问题，就允许他给集量论作一注释。这个注释写成之后，他命名为《量评释论》（Pramanararttika），是一种注释文体的专用名。王森先生说，这个传说是否属实，不必追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墨守陈那因明学说和宗主唯识教义的人，极力反对法称采用经部主张外境实有的说法，因为不仅《集量论》纯用唯识义，而且陈那在《观所缘缘论》中明白地破斥了经部以外境为所缘义，因为唯识义与外境实有义是直接矛盾的。玄奘在印时，唯识学说在印度最高佛教学府那烂陀寺还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法称的学说受到了反对和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