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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道德品性丰富的伦理型宗教 [严玉明]

2013-11-22 12:11 / 来源:善缘网 / 热度:257 / 阅读:257 / 推荐:0

2010年5月18日

中国佛教戒律是以印度佛教戒律为基础,并结合中国固有的伦理而形成的完整的宗教规范体系。戒律作为佛学“三藏”之一,是佛教最为重要的行为规范。戒律传来华土,与儒家文化相会通、融合,于是有中国律宗及禅门清规的产生。当戒律自南宋即衰微,产生各种问题,而戒律之学,既是通天人之际的道德行为之学,亦是学佛者初学入德之门必须修持的基本。因此,从伦理学的角度,对戒律的渊源、精神和道德特色,作一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就成为必要。

戒律的“罪”与“罚”从最低层次上确保持戒和学戒实践的有效性。也就是说,“罪”与“罚”为尊重、遵守或保持戒律尊严的行为提供合法的底线依据。具体而言,戒律“罪”与“罚”的道德特色主要在六个方面:

第一,可违不可变性。戒律规范不是可变不可违者,而是可违不可变者。“可变不可违者”多是成文法的实质条件。戒律作为规范的实质,恰恰就在于依“事例”(类似于判例)制戒,即把过去发生的事项引作今后的规范。佛教制戒的初衷,是有门人犯了某种不正当的行为,佛陀才宣布今后不得为此种行为的“戒条”(学处)。这就是为什么各部“广律”之中,每一戒条都可能有多种“戒相”(犯戒的样态),且每种“戒相”都不厌其烦地载明制戒的“缘起”,戒律的这种特色,很类似法律中把过去发生的事例作为规范。戒律不可变的特色,就是把最初的原则凝固化,难以因时随地地制宜。例如在第一次结集时,迦叶尊者便裁定了一个原则:“若佛所不制,不应妄制。若已制,不得有违。”戒律的特色既如此,又不许随时代的变迁而改变,所以竞能维持两千多年,大体尚被教徒所遵行。

第二,效力的规范性。戒律的效力依赖于其规范性,规范性的内因则是其道德性,因此伦理道德性质是戒律的重要特性。戒律的性质也体现了其内在的道德属性。戒律可分为性戒与遮戒两种,性戒指的是“四波罗夷”之罪,包括“淫”、“杀”、“盗”、“妄语”四条条文。这四种最重要的戒条,因其在道德性质上本来就是“罪”,故称为“性戒”或“性重戒”,若有违纪,即摈(驱逐)出教团。此外,其它戒条称为“遮戒”,如有违反,只要经过一规定程序的“悔法”便可以除去其罪了。这种“悔法”着重个人内心的改过向善,当然也属道德性质的规范。

第三,实施的教育性。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有赖于伦理教育,因此戒律的实施自有一套犀利的伦理教育方法。佛法伦理教育一方面要施之于出家人,另一方面要施之于后世。佛法伦理教育主要是戒律的教育。戒律在佛陀时代,主要作为“波罗提木叉经”的形式,每隔半个月在教团的“布萨”上诵读所用。在各部“广律”中,佛教不厌其烦地把每一戒条的“制戒因缘”详尽地写出来,其作用不仅是为了当世的伦理教育,而且也是为了后世的伦理教育。因为若纯粹“在法言法“,是用不着如此“反客为主“之冗赘方式的。按“广律“主要是第一次“结集”所形成的,当时参加“结集”的迦叶、阿难、优波离及五百会众,都是亲佛陀教化的人,他们仰体佛陀特有的教化方式,才产生了“广律”这种“广说戒律”的文字,目的应在后世僧团内部的伦理教育。凭借这种方式,佛教使佛法深入人心,潜移默化,达到其他伦理教育不能达到的目的。

第四,以罚系罪性。戒律以“罚”把各种规范条文(“罪”)贯穿起来,从而戈Ⅱ定“罪”的不同程度的道德性质。六部“广律“及其“戒经“对于比丘、比丘尼律条(学处、戒条或罪名)的编排方式,不是以性质相同或相近的条文为聚类,却是以处罚的等级归为一类。自“波罗夷”到“灭诤”共八类,都可以说是“罚“而非“罪“。其中“百学法“与“七灭诤“两类在间接上仍属于“罚”。这就是以“罚“为分类的标准,把各种“罪”贯穿起来,这在世俗律法中是很少见的。佛教根本性的戒律是“随犯随制“,而编次“以罚系罪”的形式,应是佛灭后第一次结集的缘故。但在结集之前,即佛陀在世时已有“说波罗提木叉经”之事。那时的“说”,自然是指“诵说”。由此看来,戒律之所以用此形式编本,根本原因应在当初为了便于记诵宣讲,推行佛法伦理教育。显然,这种形式是非常特殊的“立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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