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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中国文学之缘 [张燕]

2013-11-22 13:11 / 来源:善缘网 / 热度:1270 / 阅读:1270 / 推荐:0

2009年2月16日

佛教起源于印度,于汉朝传入中国,在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得到广泛的传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震动所波及的领域和阶层十分广泛,从思想到政治,从经济到文学,从绘画到建筑,从音乐到风俗,从帝王到平民……从此,佛教与儒教、道教并行,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研究中国文化史,离不开研究佛教。在作为文化的重要形态之一的文学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佛教与中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首先,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佛教词语大量进入汉语,大大丰富了汉语的词汇。我们现在使用得很频繁的“世界”、“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本文标题中的“缘”字本身,也是其中之一。文学评论中常用的“境界”一词,也从佛教中得来。这些词语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与学术中的不可少的部分。

佛教很讲究缘分。对于有慧根的人,我们通常说这个人很有佛缘。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佛又教我们随缘。随缘就是不刻意去追求,随之自然,这是一种平和澹泊的心态,对中国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了随缘,佛还教我们随时、随性、随喜、随遇。随,是一种安然、定慧。佛意和禅心,也对文学中空灵澄静安宁意境的创造起了很大的作用。佛教尤其给失意文人提供了一个心灵的憩息地,使他们在“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的两难境地中,可以有一个精神的依靠。

佛教丰富了我们的想象世界。在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中,是没有前世和来生的。而佛教认为,人今生的遭遇是前世种下的果,而现在所做的一切,又为来世埋下了因。这事实上是许多对人世的种种现象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比如人的苦难从何而来,又当如何解脱。这一切能被接受,实际上是由于现实中有着诸多的不平等,尤其是处于下层的民众。于是,在希望与苦闷中,在追求与无奈中,度一切苦厄的佛陀以其慈悲拯救众人的形象进入人们视野,并教人行善赎恶,以希求来世的彼岸的幸福与美好,尽管这还是显得很遥远,但毕竟给人指出了方向。宗教的劝善,尽管是建立在宿命论的基础上,对社会的协调发展仍然不无禆益。

纵观中国文学史,佛教的印迹随处可见。

在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开始兴盛,体现在文学方面,是出现了用因果报应解释人生的《幽明录》、《冥祥记》、《冤魂志》等笔记小说。这些小说搜奇记异,记载了很多佛法灵异的故事,带有自神其教的目的,适应了宗教宣传的需要,同时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

到了唐朝,佛教有了很大的发展。唐代诗僧很多,王梵志和寒山是较重要的两位。《全唐诗》中僧诗和士人与僧人的交游诗占了总数的十分之一,可见其影响之大。着名的诗论着《诗品》,亦是渗透了禅思和“神机妙悟”。佛教对士人的影响,主要在人生理想和生活情趣上,并反映在他们的诗中。“诗佛”王维很早就归心于佛法,精研佛理,禅机禅趣在其诗作中屡有表现。如《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等。由于佛法的潜移默化,王维心境空明,观察极为细致敏锐,能使自然之美与心境之美相融,从而产生了一种于不知不觉中渗入人的灵魂的宁静与安定,可以让人心不再浮躁,而能静观天地与人生,写出来的诗禅意盎然,诗中有画。即使是没有像王维那样皈依佛法的诗人,也有不少诗作涉及与佛教相关的事物。如张继的千古绝唱《枫桥夜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在冷寂的夜里,又是在孤独的客中,寺钟声在静夜里更显得悠远,思乡之情很容易地被唤起。寺庙是佛教的主要建筑,寺庙本身、寺中及其周围的山水等景色,在诗里不断地被提及,同时很多名诗也是在寺庙中写出来的。如李白的《夜宿山寺》、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白居易《大林寺桃花》等等。

佛教也拓展了文学的体裁。俗讲就是应佛教的宣传需要而出现的新文体。俗讲主要来源于六朝以来佛家的“转读”(指讲经时抑扬其声,讽诵经文)和唱导(指宣唱法理,开导众心),加上偈颂歌赞的梵呗,融讲说、咏唱为一体。变文也受佛教文学的影响。佛教传入,改梵为华,保存了相当多的原典语汇、文法和风格。“十二部经”又通过唱导、转读、赞呗等深入民间,这一切对正在形成中的变文起了催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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